贺循（260—319年），字彦先，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两晋之际兼具地方治理才能与礼学造诣的杰出名臣。他出身东吴名将贺齐之后，承袭家族儒学传统，以清廉务实、礼法兼修闻名于世。在动荡的西晋末年至东晋初年，贺循不仅在地方治理中留下显著政绩，更以礼学专长参与朝廷制度建设，成为维系晋室礼制传承的关键人物。
一、地方治理：务实清廉，教化一方
贺循的仕途始于西晋，其地方治理以“宽惠为本、教化为先”为核心，在阳羡、武康等地留下深刻印记。
阳羡令：以德化民，不求考绩
任阳羡令时，贺循不追求表面政绩，而是注重教化与民生。他推行宽松政策，减少苛捐杂税，鼓励农桑，使百姓安居乐业。《晋书》记载其“政教宽惠，不行考第”，即不通过严苛考核强推政令，而是以德行感化民众，这种“无为而治”的理念在乱世中尤为难得。
武康令：破除厚葬，移风易俗
转任武康令后，贺循针对当地“厚葬成风、停丧不葬”的陋习，颁布法令禁止拘忌回避、停丧不葬等行为，并亲自撰写《丧服谱》《丧服要记》，系统规范丧葬礼仪。他以身作则，推动简朴丧葬文化，使邻城纷纷效仿，形成“政教大行”的局面。这一改革不仅减轻百姓负担，更重塑了地方社会风气。
开凿运河：惠泽千年，利在千秋
贺循主持开凿的西兴运河（今浙江萧山至绍兴段），是浙东水网的关键工程。该运河连通鉴湖与钱塘江，既改善灌溉条件，又促进区域交通与经济交流。其设计兼顾实用性与生态性，至今仍是浙东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古代水利工程的典范。
二、礼制革新：补订典章，重塑晋室礼仪
东晋初年，礼崩乐坏，朝廷急需重建制度体系。贺循凭借深厚的礼学功底，成为礼制建设的核心人物。
博士制度：细化经典，完善教育
针对西晋末年博士设置混乱的问题，贺循提出《春秋》三传应各置三名博士，《周礼》《仪礼》各置二人，其余经典各设一人。这一改革打破了“三传共一博士”的旧制，使礼乐教育更加专业化，为东晋培养礼学人才奠定基础。
丧葬礼仪：依经立制，纠正奢靡
贺循撰写的《丧服谱》《丧服要记》等专著，系统梳理王公至庶民的丧葬仪轨，强调“以礼节情”。例如，他规定丧服期限、服制等级，反对厚葬攀比，主张“丧事简办”。这些著作成为东晋朝廷制定丧葬制度的依据，对后世影响深远。
朝廷礼仪：答疑解惑，定纷止争
东晋初年，晋元帝司马睿常就礼仪问题征询贺循意见。无论是冠礼、祭祀，还是朝会、册封，贺循皆能“依经礼而对”，其解答被载入史册，成为东晋礼制的权威参考。例如，他参与修订晋元帝时期的礼制，确保朝廷仪轨符合儒家规范，强化了东晋政权的合法性。
三、乱世风骨：坚守气节，辅佐东晋立国
在西晋末年的动荡中，贺循以清廉与气节著称，成为士大夫的道德标杆。
讨伐石冰：以智取胜，平定叛乱
太安二年（303年），石冰叛军占据扬州，贺循联合王矩、顾秘等起兵，以一纸檄文劝降叛将抗宠，迅速平定会稽郡。此战中，他未动一兵一卒，仅凭威望与谋略化解危机，展现其政治智慧。
拒受陈敏封赏：宁守清贫，不附逆臣
永兴元年（305年），陈敏叛乱称帝，强授贺循丹杨内史。他以“脚疾”为由推辞，甚至“露发祖身”（披头散发、赤足示哀）以示不可用，避免卷入权力斗争。这种“功成不居”的品格，使其在乱世中保持独立人格。
辅佐东晋：元勋之列，礼制支柱
晋元帝出镇建业后，贺循应召入幕，历任吴国内史、军谘祭酒、太常等职。他参与制定东晋开国礼仪，规范朝廷仪轨，被元帝誉为“当世儒宗”。建武初年（317年），他拜太常，获封司空，谥号“穆”，其葬礼规格堪比西汉张禹、东汉桓荣，足见元帝对其敬重。
四、历史评价：儒宗风范，泽被后世
贺循的一生，是礼学传承与政治实践的完美结合。陆机赞其“德量邃茂，才鉴清远”；王导称他为“南土之望”；房玄龄在《晋书》中评价他“位登保傅，朝望特隆”，甚至将其礼遇与西汉张禹、东汉桓荣相提并论。朱熹更直言：“东晋时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诞者之后，惟顾荣、贺循有人望。”
贺循的遗产不仅在于典章制度，更在于其“言行以礼，冰清玉洁”的人格魅力。他主持开凿的运河至今滋养浙东大地，他修订的礼制成为东晋文化的重要基石，而他的故事，则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传统。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贺循以一己之力，为晋室续写了礼制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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