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乱世，英雄辈出，东吴阵营中既有周瑜、鲁肃等谋略之士，亦不乏甘宁、太史慈等勇武之将。而凌统，这位出身吴郡余杭的将门之后，以“亲贤礼士、轻财重义”的品格，在军中独树一帜，成为孙权麾下兼具武勇与仁德的标杆人物。他的生平，既是一部个人成长的传奇，也是东吴政权凝聚力的缩影。
一、将门虎子：凌统的崛起之路
凌统（189年—217年），字公绩，出身吴郡余杭（今浙江余杭），父亲凌操是孙策麾下的先锋猛将。凌操以“轻侠有胆气”著称，多次随孙策征战江东，最终在夏口之战中为甘宁射杀。凌统时年十五岁，因父亲“死于国事”，被孙权任命为别部司马，代父统领旧部。这一安排，既是对凌操功勋的延续，也是对凌统潜力的认可。
凌统的军事生涯始于建安十三年（208年）的江夏之战。他率数十名精锐突袭黄祖水军，斩杀敌将张硕，为孙权攻破江夏立下首功，由此升任承烈都尉。此后，他随周瑜破曹军于赤壁，迁校尉，复拜荡寇中郎将，逐步成为东吴中生代将领的代表。
二、仁义为本：军旅中的“国士之风”
凌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军事才能与人格魅力完美结合。史载其“亲贤礼士，轻财重义”，具体表现为：
1. 礼贤下士，不拘一格
凌统虽为将领，却常以士人之礼待人。某夜，孙权提及有人推荐盛暹“人格高尚”，凌统闻言立即披衣出门迎接。时值深夜，他仍执盛暹之手入内，共议军务。这种对贤才的尊重，与当时武将普遍的粗犷作风形成鲜明对比。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其爱善不害如此”，足见其胸怀。
2. 轻财重义，慷慨解囊
凌统虽掌兵权，却从不贪图私利。他常将俸禄分给士卒，自己生活简朴。建安二十年（215年）合肥之战后，他因伤重需卓氏良药治疗，孙权欲赠金帛，他却坚辞不受，称“士卒死伤者众，当以抚恤为先”。这种以集体利益为重的作风，赢得了军中上下的敬重。
3. 通情达理，化解仇怨
凌统与甘宁的恩怨堪称经典。甘宁曾射杀凌操，凌统初时恨之入骨。建安二十年（215年）濡须口之战中，凌统被乐进围攻，甘宁射箭救其一命。凌统顿首下拜：“公能如此垂恩！”二人由此结为生死之交。这段从仇恨到和解的转变，展现了凌统以大局为重的理性与豁达。
三、战场雄姿：合肥之战中的生死突围
凌统的武勇，在合肥之战中达到巅峰。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率十万大军攻合肥，遭张辽八百精骑突袭。凌统率三百亲兵护卫孙权突围，面对魏军重重包围，他“回身再战，左右士兵全部战死，自身创伤甚重”。据《三国志》记载，凌统“抽身后，心痛亲兵无一人生还，悲痛无法自持”，孙权亦“抽衣袖为其擦泪”，称：“公绩，死的已死，只要您活着，何患无人？”此战后，凌统因功升任偏将军，成为东吴核心将领之一。
这场战役不仅展现了凌统的勇猛，更凸显其“舍生取义”的精神。他以三百人对抗数倍敌军，为孙权撤退争取时间，最终自己身负重伤仍坚持作战，堪称东吴军魂的典范。
四、历史回响：凌统精神的当代启示
凌统的生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 人才观的典范
他打破“武将必粗”的刻板印象，证明军事领袖亦可兼具文韬武略与人格魅力。东吴后期将领如陆抗、朱然等，均继承了其“亲贤礼士”的传统。
2. 团队凝聚力的象征
凌统与甘宁从仇敌到挚友的转变，揭示了乱世中“以义为先”的生存哲学。这种超越个人恩怨的格局，是东吴能在三国鼎立中立足的重要原因。
3. 儒家精神的军事化表达
凌统的“轻财重义”与“国士之风”，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融入军事实践，为后世提供了“武德”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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