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北伐曹魏，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却在孙权与曹操的夹击下败走麦城，最终身首异处。史载孙权曾一度强调“不可杀关羽”，但最终仍下令处决。这一决策转折的背后，是地缘政治博弈、权力合法性焦虑与个人恩怨交织的复杂逻辑。
一、初期“不可杀”的考量：利益最大化的权宜之计
孙权最初对关羽的处置持谨慎态度，核心目标在于维护孙刘联盟的残余价值，并避免同时与曹刘为敌。
政治平衡的尝试
孙权袭取荆州后，若直接处决关羽，将彻底撕毁与刘备的盟约，迫使刘备倾全国之力复仇。此时曹操虽在汉中战败，但北方根基未动，孙权若同时对抗曹刘，胜算极低。因此，他一度希望通过“活捉关羽”换取政治筹码，例如要求刘备割让部分益州领土，或迫使刘备承认其对荆州的占领。这种策略在《三国志》中隐约可见：孙权擒关羽后，曾派使者向曹操纳贡，试图通过“表忠心”换取曹操对荆州归属的默许。
对曹操的防范
孙权深知，若将活关羽献给曹操，曹操可能释放其以制衡东吴。历史上，曹操曾因爱才而放走关羽，孙权若重蹈覆辙，无异于为对手输送战力。因此，他最初倾向于“囚禁关羽”而非处决，以观察曹操与刘备的动向。
二、最终“必杀”的转折：多重矛盾的集中爆发
尽管初期权衡利弊，但孙权最终选择处决关羽，其决策逻辑可归结为三点：
1. 积怨已深：个人恩怨与政治侮辱的叠加
关羽与孙权的矛盾早已超越战略层面，演变为个人恩怨。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为巩固孙刘联盟，派诸葛瑾向关羽求婚，欲为其子迎娶关羽之女，却被关羽怒斥：“虎女安能嫁犬子？”此言不仅蔑视孙权个人，更暗含对东吴政权合法性的否定。孙权作为江东之主，受此侮辱后对关羽的杀心已萌。
此外，关羽镇守荆州期间，对东吴将领屡有轻视之举。例如，他因糜芳筹备军资不及而当众责骂，导致糜芳怀恨在心，最终在吕蒙袭荆州时投降。这种对东吴文武系统的蔑视，进一步激化了孙权集团的复仇情绪。
2. 战略焦虑：防止“放虎归山”的军事风险
孙权袭取荆州后，东吴将领对关羽的军事能力极为忌惮。吕蒙在战前曾向孙权分析：“关羽素勇猛，既难纵敌，又不可留。”若放关羽逃回益州，以刘备“兴复汉室”的旗号，必卷土重来。而东吴此时已无鲁肃等战略家主持大局，吕蒙、陆逊等将领更倾向于“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从战术层面看，孙权为封锁关羽退路，派陆逊直插宜都郡，切断荆州与益州的联系。这一部署本身已暗示其“不留活口”的决心。若放关羽逃生，东吴需在荆州至益州的长途防线上部署重兵，成本远高于直接处决。
3. 合法性诉求：借关羽首级获取汉廷认可
孙权虽坐拥江东二十余年，但始终缺乏合法统治依据。其父孙坚的乌程侯爵位由弟孙匡继承，兄孙策的吴侯爵位传于侄孙绍，自己仅任讨虏将军、会稽太守。与刘备自封汉中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相比，孙权的政治地位极为尴尬。
处决关羽后，孙权将关羽首级送予曹操，并接受曹操表封为骠骑将军、南昌侯。这一举动本质是向汉廷（实为曹操）“纳投名状”，以关羽之死证明自己与刘备彻底决裂，从而换取政治合法性。曹操以诸侯礼葬关羽，既是对孙权的回应，也是将东吴纳入自身战略体系的信号。
三、历史回响：孙权决策的长期影响
孙权处决关羽的决策，短期内虽巩固了东吴对荆州的占领，但长期来看却埋下隐患：
孙刘联盟彻底破裂：关羽之死使刘备于章武元年（221年）倾全国之力伐吴，夷陵之战中东吴虽胜，但损耗巨大，国力进入衰退期。
曹魏坐收渔利：孙权为对抗刘备，被迫向曹魏称臣，导致东吴在战略上长期受制于曹魏。
道德争议的延续：后世对孙权“背信弃义”的批判，使其政治形象受损，而关羽则因忠义形象被神化为“武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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