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学术与艺术的长河中，两位以“孙”为姓的学者以卓越成就并称“二孙”，却因领域差异常被后世混淆。一位是经史考据的巨擘孙星衍，另一位则是书法理论的奠基人孙过庭。二人虽非同代，却因在各自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被清代文人并称“二孙”，成为学术与艺术交融的典范。
一、孙星衍：经史考据的集大成者
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号伯渊，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清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经学家。他少年时与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并称“毗陵四子”，袁枚称其为“天下奇才”。孙星衍的学术成就涵盖经史、文字、音训、诸子百家，尤以金石学与目录学著称。
他辑刊的《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堪称善本，金石学代表作《寰宇访碑录》收录周秦至元代石刻8000余种，为后世研究石刻文献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他校勘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墨子注》等典籍，以精审著称，推动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孙星衍的学术生涯，始终以“守定旧法，善学善思”为宗旨，其藏书楼“平津馆”“问字堂”等贮书极富，成为清代学术的重要资源库。
二、孙过庭：书法理论的奠基人
孙过庭（生卒年不详），唐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其名常与孙星衍并称“二孙”，但二者时代相隔千年。孙过庭以《书谱》闻名于世，这部书法理论著作不仅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笔法、结构、章法的专著，更以“草书圣手”的身份成为唐代书法的代表人物。
《书谱》提出“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创作理念，强调书法应继承传统而不拘泥于古，创新而不流于浮华。其草书作品《书谱》真迹流传至今，被誉为“草书圭臬”，对后世书法家如米芾、赵孟頫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孙过庭的艺术成就，使他在唐代与张旭、怀素并称“草书三大家”，其理论贡献则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的基础。
三、并称“二孙”：学术与艺术的交融
尽管孙星衍与孙过庭活跃于不同时代，但二人在清代文人语境中被并称“二孙”，反映了学术与艺术交融的审美倾向。孙星衍的考据学注重实证与严谨，孙过庭的书法理论强调创新与审美，二者看似殊途，实则共通——均以“传承与创新”为核心。
清代文人常将二者并提，既是对孙星衍经史成就的认可，亦是对孙过庭艺术贡献的致敬。例如，孙星衍在《寰宇访碑录》中收录的唐代石刻，为研究孙过庭书法提供了实物佐证；而孙过庭“古为今用”的理论，又与孙星衍“守旧创新”的学术理念形成呼应。这种并称，实则是清代文人追求“文理兼修、艺道合一”的体现。
四、历史回响：二孙的影响与遗产
孙星衍与孙过庭的并称，不仅是个体成就的叠加，更是清代学术与艺术生态的缩影。孙星衍的考据学推动了乾嘉学派的繁荣，其藏书楼与刊刻活动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典籍；孙过庭的《书谱》则成为书法教育的必修课，其“草书圣手”的地位至今未被撼动。
在常州，孙星衍的故居与孙过庭的传说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记忆。例如，常州双桂坊的孙氏故居，既是孙星衍家族的居住地，亦被后世附会为孙过庭的“精神故乡”。这种地域文化的联结，进一步强化了“二孙并称”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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