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经学史上，“郑司农”这一称谓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理解汉代学术传承与官职文化的重要门径。它既非特指某位官员的官职全称，亦非寻常姓氏加官名的简单组合，而是特定历史语境下，对两位郑姓经学大师的尊称。这一称谓的演变，折射出汉代学术世家与官职体系的深刻关联。
一、郑兴、郑众父子：大小郑司农的学术传承
“郑司农”之称源于东汉郑兴、郑众父子。郑兴（？-约46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新莽末年因通晓《左氏春秋》《周官》被刘秀征为太中大夫，后任莲勺令。其子郑众（？-约83年），字仲师，自幼随父研习经学，尤精《周易》《毛诗》，成年后官至大司农，世称“郑司农”。父子二人皆以经学显名，时人因郑众官至大司农，故尊称其为“郑司农”，而称郑兴为“先郑司农”或“大司农”，以示区分。
郑众的学术成就尤为突出。他继承父业，对《周礼》的研究独树一帜，开创了“郑氏学”先河。其注《周礼》以礼制考据见长，如释“大宰”职掌时，结合汉代官制比附，使先秦典籍与现实政治产生关联。这种治学方法不仅推动《周礼》从“古文经”向“今文经”转化，更奠定了后世“三礼”研究的基础。
二、“司农”称谓的官职渊源与学术嬗变
“司农”一职源于秦汉，初为“治粟内史”，掌租税钱谷与财政收支。至汉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改称“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定名为“大司农”，位列九卿，成为中央财政最高长官。东汉沿袭此制，大司农统领太仓、均输、平准等机构，职责涵盖粮食储备、物价调控及盐铁专营。
郑众官至大司农，其学术声望与官职身份的结合，使“郑司农”逐渐演变为对经学家的尊称。这一现象在汉代具有普遍性：如刘歆任宗正时称“刘宗正”，贾逵官至卫士令时称“贾卫士”。但“郑司农”之称尤为特殊，因其不仅代表官职，更象征着经学传承的正统性。后世学者为区分郑玄（字康成），常称郑众为“先郑”或“小司农”，而郑玄则因注经博采众长，被称为“后郑”或“郑司农”（此称偶有混淆，需结合语境辨析）。
三、郑司农的历史地位与学术影响
郑众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对《周礼》的整理与阐释。他突破汉代今文经学垄断，将古文经《周礼》与《礼记》《仪礼》互证，开创“三礼”贯通之学。其注《周礼》时，注重名物制度考辨，如释“六官”体系时，以汉代官制比附周代职官，使抽象礼制具象化。这种方法既符合汉代“以经术饰吏事”的风尚，也为后世礼学研究提供范式。
此外，郑众在《易》学领域亦有建树。他继承孟喜“卦气说”，以阴阳五行解《易》，强调“天人感应”，对汉代象数易学影响深远。其《易》注虽已佚，但从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残篇可见，郑氏易学注重卦爻象数推演，与费直易学形成对比，共同丰富汉代易学体系。
四、“郑司农”称谓的文化隐喻与历史回响
“郑司农”之称，本质是汉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产物。一方面，大司农作为国家财政长官，其职责与《周礼》“司徒掌邦教，司空掌邦土，司寇掌邦禁，司农掌邦政”的职能相呼应，使郑众的官职成为其经学权威的象征；另一方面，汉代“通经致用”的学术传统，要求经学家兼具学问与吏能，郑众的仕途经历恰符合这一标准。
这一称谓的流传，还反映出汉代学术世家的崛起。郑兴、郑众父子以经学传家，形成“郑氏家学”，其弟子如贾逵、马融等皆成一代宗师，推动经学从“师法”向“家法”转变。至东汉末年，郑玄集古文、今文经学之大成，虽未任大司农，但因其学术地位超然，时人亦称其为“郑司农”，形成“两郑司农”并称的学术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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