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7年，左冯翊韩延寿因“放散官钱千余万”“治饰兵车僭上不道”等罪名被处死。这场由御史大夫萧望之主导的弹劾案，不仅终结了一位以“礼义教化”闻名的循吏生涯，更将西汉官场中士大夫集团与皇权外戚的矛盾推向高潮。然而，这场政治博弈的胜利者萧望之，并未能逃脱权力漩涡的反噬——三年后，他以更惨烈的方式成为西汉官场倾轧的牺牲品。
一、韩延寿之死：士大夫集团的内部清洗
韩延寿的悲剧始于其与萧望之的权力冲突。作为燕国士族后裔，韩延寿以“柔性执法”闻名：在颍川任太守时，他通过宴请地方长老、制定婚丧礼仪、推广乡射礼等方式，将颍川从“告发成风”的乱地变为“民多质朴”的善治之区；调任东郡后，他整顿学官、训练骑士，甚至在月食时铸刀剑以示“天人感应”，其治理手段兼具儒家教化与法家权术。然而，这种“僭越式”的行政风格，却成为萧望之攻击的突破口。
萧望之弹劾韩延寿的核心罪名有两点：其一，在东郡任上“放散官钱千余万”，用于修饰兵车、举办豪华阅兵式；其二，仿效皇帝尚方署铸刀剑，属“大逆不道”。尽管丞相丙吉曾以“大赦期间”为由建议免查，但萧望之坚持追查，最终迫使韩延寿为自保而诬告萧望之在左冯翊任上“放散官钱百余万”。这场“互相揭发”的闹剧以汉宣帝派员彻查告终：韩延寿的“阅兵式”开支被坐实，而萧望之的指控则查无实据。最终，韩延寿被判“弃市”，临刑前“官吏百姓数千人送至渭城”，足见其民望之高。
韩延寿之死，本质是士大夫集团内部的路线上分歧。韩延寿代表的“礼义教化”派，主张通过道德感化实现社会治理；而萧望之则更倾向“法家严刑”，强调以制度约束官吏。这种分歧在汉宣帝“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下被放大，最终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二、萧望之的崛起：从循吏到权臣的蜕变
韩延寿死后，萧望之的仕途并未受阻。作为汉宣帝临终指定的三大辅政大臣之一，他以“前将军光禄勋”身份位列首辅，与外戚史高、儒臣周堪共同执掌朝政。这一时期，萧望之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他反对“入粟赎罪”以缓和社会矛盾，主张召回和亲公主以维护国家尊严，建议“雪中送炭”而非乘匈奴内乱出兵——这些政策均被汉宣帝采纳，奠定了西汉中期的和平局面。
然而，萧望之的悲剧在于，他未能认清汉元帝刘奭的懦弱本质。元帝即位后，萧望之以“帝师”身份自居，多次弹劾外戚史高、宦官弘恭与石显，试图重建士大夫主导的朝政格局。他甚至建议元帝“选用明经，退去不肖”，直接威胁到皇权与外戚的利益。这种“刚直不阿”的性格，在权力游戏中无异于自掘坟墓。
三、权力反噬：从弹劾他人到身陷囹圄
萧望之的覆灭始于一场精心设计的诬陷。元帝永光元年，宦官石显指使萧望之的旧部郑朋散布谣言，称其“结党营私，欲排退许、史（外戚家族）”。元帝不明“谒召致廷尉”即下狱之意，糊里糊涂签批同意。当萧望之被兵士围宅时，他意识到这是石显等人的阴谋，但仍选择“不肯屈就牢狱生活”，最终服毒自杀。
萧望之的悲剧，暴露了西汉官场的三大致命缺陷：
皇权软弱：元帝虽震惊于老师之死，却仅训斥石显等人，未追究责任，反映出其对宦官集团的依赖。
外戚干政：史高作为领衔辅政大臣，为维护家族利益，默许石显对萧望之的打压。
士大夫内耗：萧望之在弹劾韩延寿时已埋下隐患——他通过“互相揭发”摧毁对手，却未意识到这种手段终将被反噬。
四、历史回响：权力游戏的永恒教训
萧望之的结局，与韩延寿之死形成残酷的互文：前者以“法家严刑”摧毁对手，后者以“礼义教化”赢得民心，但最终均沦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他们的悲剧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在专制体制下，道德与才能无法成为护身符，唯有对权力规则的深刻洞察与灵活运用，方能自保。
韩延寿的“阅兵式”与萧望之的“结党案”，本质都是对皇权的挑战——前者以僭越仪式暗示“替代可能”，后者以政治联盟威胁“独裁基础”。汉宣帝与元帝的选择，则反映出西汉皇权从“强势集权”到“弱势依赖”的转变。当士大夫集团失去皇权庇护，其命运便如风中残烛，随时可能被外戚或宦官的权欲之火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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