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末年的历史长卷中，曹化淳（1590年1月9日－1662年6月29日）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作为崇祯帝朱由检的近臣，他历经宦海沉浮，最终在清初以“被诬遗嘱”和《感怀诗》自证清白，其结局折射出权力斗争的残酷与历史记忆的扭曲。
一、宦海沉浮：从魏党逆臣到崇祯心腹
曹化淳出生于北直隶顺天府通州武清县（今天津市武清区），自幼家境贫寒，十二岁净身入宫。凭借聪慧与勤学，他精通诗文书画，深受司礼太监王安赏识，后入信王府侍奉朱由检。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迫害东林党人，王安被害，曹化淳受牵连被放逐南京七年。这一经历成为他日后政治立场的分水岭——崇祯帝即位后，他因“知魏党逆谋”被召回，主持平反魏忠贤时期的冤案，两年内昭雪两千余件，深得崇祯信任。
至崇祯十年（1637年），曹化淳已官至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总提督京营戎政，成为内廷权力核心。他改革京营制度，提拔黄得功、周遇吉等名将，组建勇卫营，一度扭转明末军事颓势。然而，崇祯十二年（1639年），他以“年老多病”为由告假还乡，这一决定被后世视为其政治智慧的体现——他或许预见了明王朝的崩溃已不可逆转。
二、甲申之变：从“开城门”诬陷到含殓先帝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关于曹化淳的争议在此达到顶点：部分史料称他“开彰义门（广安门）投降”，甚至有野史虚构其怒骂崇祯“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情节。然而，多方证据表明，此时曹化淳已告老还乡六年，根本不在京城。
更讽刺的是，当崇祯帝自缢煤山后，曹化淳冒死入京，亲自为先帝含殓，并上疏顺治帝请求“封陵安厝”。他募捐三千两白银，以隆重礼仪安葬崇祯，这一举动与“卖国”指控形成鲜明对比。清廷虽未采纳其“以帝礼改葬”的建议，但仍赐其“弗二居士”道号，并留宫中任职，曹化淳却坚辞不受。
三、清初蒙冤：野史笔伐与临终自证
尽管曹化淳在明亡后尽力维护崇祯尊严，但清朝文人仍将其视为“阉党余孽”。顺天府杨博、宛平县杨时茂等官员上疏弹劾，称其“开门迎贼”“侍从逆贼”，甚至污蔑他“清入都后又复侍从”。面对铺天盖地的诋毁，曹化淳五次上疏辩诬，顺治帝虽批示“化淳无端抱屈，心迹已明”，但野史笔记仍肆意传播谣言。
康熙元年（1662年），曹化淳在绝望中写下《被诬遗嘱》和《感怀诗》四首，其中《忽睹南来野史记内有捏诬语感怀》诗云：“报国愚忠罔顾身，无端造诬自何人？家居六载还遭谤，并信从前史不真。”这份遗嘱被其子侄分抄保存，成为后世还原历史真相的关键证据。同年五月十四日，曹化淳含恨而逝，终年七十三岁。
四、历史评价：从“奸佞”到“忠臣”的翻转
曹化淳的结局，是明朝宦官群体悲剧的缩影。他虽身处阉党，却坚持平反东林冤案；虽手握重权，却主动告老避祸；虽遭诬陷，仍以死维护崇祯尊严。清代史学家吴翀在《乾隆武清县志》中评价：“廷鞫多所平反，矜疑开释者至二千余案……怀宗嘉为‘公清直亮’。”而《明史·宦官列传》虽未彻底为其平反，却也承认“化淳无端抱屈”。
20世纪以来，随着《被诬遗嘱》等史料的发现，学界逐渐达成共识：曹化淳是明朝少有的“清流宦官”，其蒙冤源于文人集团对宦官的偏见，以及清初为政治合法性对明末人物的污名化。正如他在诗中所言：“并信从前史不真”，历史的长河终将冲刷掉偏见，还原忠臣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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