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乾隆晚年贪腐大案根源:皇帝疯狂收受贡品
趣历史 责任编辑:lijian 2013-04-17 10:32:17

  很多人都说,进贡之风的兴起,是打开乾隆朝政治腐败大门的钥匙。

  皇帝过度收受贡品,本身就是一种严重腐败行为。

  官场上,送点小礼物,是人之常情。如果礼品价值过限,就是腐败。同样,按定制收受贡品,自是帝王维持正常生活的必须,但像晚年乾隆这样毫无节制地收受礼物,当然就是犯罪了。

  皇帝的理论是,送给皇帝的礼物是由官员们“自行制办”,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联上下之情”。既不会增加百姓负担,又沟通了君臣间的私人感情,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并不用太多的思考,就可以判断出“自行制办”之不可能。送给皇帝的“土特产”,几乎件件超出官员们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欢那种镶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纷纷进献。当时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银四千两。而当时广东珍珠价格,重四分的珠子约值银四五千两,重五分的则需六七千金,如像龙眼果那样重三钱的大珠竟值两万两银。一柄如意的价值如此,其他礼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精美绝伦的礼品,每一件都是民众的膏血凝成。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汇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义,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

乾隆出巡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那些进贡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赏识的大臣,后来多数都成了贪污犯。比如那个一年进贡十多次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勾结串通属下官员,贪污库存银八万五千万余两进行私分。案发后,朝廷抄了伍拉纳的家,抄出白银四十多万两。被抓之后,伍拉纳自供其巨额财产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勒令下属“帮贡”所得:“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

  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是当时“优于办贡”的代表之一。时人认为他是乾隆朝进贡之风兴起的带头人:“(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变,从风而靡。”这并非虚言。现存史料中有一张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所进贡物品名单,我们可以从中窥得李氏进贡手笔之大:

  镶洋表金万年如意一柄洋油画小挂屏一对

  李侍尧之所以如此热衷“办贡”,讨皇帝喜欢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进贡过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属摊派。而且,进贡后退回的宝物,他居然也纳入自己的私囊。当时来中国的朝鲜使节风闻,“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原来,为了表示风度,臣下所进贡品,皇帝一般不会全收,只能择收部分,其他要退回。这张贡单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来样,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龙袍、紫檀宝座、珐琅等74项数百件都归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侍尧缘事治罪籍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

  山东巡抚国泰也是“进贡能臣”演变成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国泰进贡成绩之突出,连乾隆都曾夸其“进贡为优”,“优于办贡”。他进贡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点烦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六,皇帝在山东巡抚国泰的贡折上批道:何必献勤至是?今所贡才器都闲置圆明园库,亦无用处,数年后烂坏而已。真成大笑话。

  就在此批发出仅三个月后,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国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对下属强行摊派,聚敛个人财富,致使山东通省亏空。七天之后,国泰即被赐自尽。

  乾隆年间侵贪大案而与进贡有关者,除李侍尧、国泰、伍拉纳外,还有浦霖、阿思哈、卢焯、恒文、良卿、方世俊、高朴、彰宝、王亶望、勒尔锦、陈辉祖、郝硕等无数大案,而这类败露的大案充其量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不知凡几。

  进贡过程中的贪腐行为,不过是进贡诸多后果中最轻的一种。更为严重的是,皇帝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

  第一个不良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的刮起。

  乾隆晚年,社会风气日趋奢靡。官场之上,官员们整日比的是谁家的厨子好,谁请的戏子高明,谁收藏的古玩稀奇。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押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乾隆晚年,许多官衙终日歌舞升平、花天酒地。河道总督衙门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总督兴办治河工程,“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市侩人等趋之若鹜,且有娼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时,“工次奢侈挥霍,开廛列肆,玩好生色,无所不有”。

  进贡热的另一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

  乾隆早年,对进贡送礼之弊察之甚详。即位之初,他就规定,官场之上,不得以送“土特产”之类的名义给上级送礼。皇帝说:“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清会典事例》)

  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礼,对自己早年这个规定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官场之上请客送礼之风迅速升温。章学诚说:“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余,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千金。”

  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建巡抚浦霖贪污案发,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镶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皇帝惊叹:“此与唐元载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何异。”其实皇帝大可不必如此惊诧莫名,胡椒至八百石,可能吃不了,百数十柄如意却是稍有头脸的臣子必须常备的,除了给皇帝的贡品以及皇太后圣寿、阿哥成亲、公主下嫁的需要,进京陛见,处处打通关节,哪一项应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乾隆晚年,官场上无钱不办事。王亶望就官甘肃时,全省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送一千两银子给王亶望不过能见上一面;送两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有望留吃一顿便饭;送三千两银子,王大人高兴,会和送礼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练练骑射,以示关系更近一层。从见面到吃饭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钱财物大权的布政使的关系一步步拉近,而主导这种关系远近的砝码就是白银。

  当代官场上有两个怪现象——办事处现象和司机现象,这似乎是新生事物,其实在乾隆年间早已经存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冒赈案发,就揭露出一个新的职业:“坐省长随”,就是把“贴身长随”派去做驻省城的联络员。据后来接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瓒说,王亶望在任时,令各下属州县专派出自己的贴身“长随”守候在省城,建立“办事处”。这些人在省城,就专门负责与王的家人交朋友,拉关系,探听信息。凡有属员馈送王亶望金银时,就装入酒坛内,用泥封好,由这些“坐省长随”送进。王亶望交代说:“我遇有需索时就令人通知坐省长随,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所以各州县有馈送我的东西全由坐省长随经手。”王亶望在短短数年间聚敛了三百万家财,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坐省长随”来完成这些“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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