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大清王朝结束海禁，开放对外贸易，在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云台山设立了四个外贸口岸。不过，外国人还是按明末惯例，只在广州贸易。宁波等港口作为开放港之一，很少有外国商船登陆的纪录，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在受不了广州海关和十三行的种种限制克扣，壮着胆子，北上宁波直接采购茶叶和丝绸。
多年没见到外国人的宁波官员和商人对洪仁辉等人很热情，采购进行得很顺利。“洪仁辉船长和他的水手们抵达宁波，并受到热烈欢迎。回国时，洪仁辉船长带回了满舱的中国货物。”在宁波采购的茶叶比在广州买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国货在宁波也很受欢迎。在这个成功的开始后，英国商人来宁波越来越频繁。
然而两年过后，风云突变。“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当他(洪仁辉)再次到达宁波时，中国人先让他等着，然后没收了他半船的货物，并不做任何解释就收缴了船上的所有火炮。”(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原来，频繁到达的英国船只让地方官很不安。他们上报了皇帝。
乾隆皇帝立刻警惕起来。
乾隆皇帝治理天下的秘诀就是收紧缰绳，强化控制。在他眼里，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整个社会的每一个分子，都要归拢到政权的罗网之内。大清王朝的千秋万代，固若金汤，是他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虽然重新启用宁波等港口，会给浙江经济带来推动，但是却给帝国的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多开一个通商口岸，就让百姓多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窗口。所以经过权衡，皇帝向地方官员下达谕旨：
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于此复又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盖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入口得从中取利，往往有私为招致者。此辈因缘觅利无有已时;即巡逻兵役人等，亦乐于夷船进口抽肥获利。在此时固不过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诚恐别滋事端，尤当时加体察。(《清高宗实录》)
乾隆
皇帝发出谕旨，规定对外贸易依旧只能在广州进行。
刚刚从直接贸易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却不想再回头，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个好不容易取得的突破对他们实在太重要了。
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两年，英国人发明了飞梭，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国人又发明了新式纺车，纺织业异军突起，带领整个工业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机器的大量采用，促使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使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摆脱了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由来已久的依赖。而在这一年，乾隆进行了第三次南巡。
工业革命使英国迅速强大起来，英国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卖到全世界。从1698年至1775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至600%之间。因为国民的普遍富裕，英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大量的中国茶叶。而英国人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钢铁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卖到中国。(《全球通史》)
由于十三行的限制，多年来中英贸易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茶叶越来越成为欧洲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物品，但问题是，贸易的本质是交换。用什么来换取中国的茶叶?这是一个让英国人极为头痛的问题。英国本土出产的商品，很少能通过十三行在中国打开销路。从1786年到1829年，英国人八次把棉纺织品运到广州，结果都销路不佳。1821年那次英国商人带来英花呢4509匹，剪绒与天鹅绒416匹，在广州市场上拍卖脱手，结果赔本60%。(《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
英国可以为中国皇室提供一些奢侈品，但市场需要量毕竟很少。除了在苏、浙一带棉花歉收时卖一点印度棉花外，英国人竟然找不到能卖给中国的东西。因此，英国人只能用现银来买中国茶叶。当时来广东的英国商船，船上只有10%是货物，另外90%以上都是现银。所以在中英贸易中，英国是连年绝对的逆差。从18世纪中叶起，白银一直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这样巨大的贸易赤字他们实在承受不了。他们急切地想绕开十三行，亲自深入中国市场，了解中国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他们不相信，在全世界都受欢迎的“英国制造”，在中国会打不开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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