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以前，国内地质学界并没有开展地震预报研究，地震工作者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工程地震、地震监测、地震调查、地震学研究。关于地震能不能预测的问题，尽管李四光等专家坚决主张地震可以预测，但地质学界的主流意见还是认为地震预测这个西方科学界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要解决不太现实。但是，随着1966年3月8日和3月22日，河北省邢台连续发生了6.8级和7.2级地震。周恩来总理做出指示，使得地震预测变成了可以立即开展的工作，包括中科院、地质部、石油部、国家测绘总局，以及各地的天文台，都投入到了地震预测的工作当中。
地震预测成了群众运动
几年之后，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了7.8级地震，地震带来巨大经济损失，死亡超过1.5万人。十几天之后，1970年1月17日，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一次会议，宣告着我国大规模的地震预测正式展开。1971年8月2日，国务院发文决定撤销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成立国家地震局作为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统一管理全国的地震预防工作。
而根据周恩来总理先前在邢台地震中的指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专家和群众结合)，土洋结合(土办法与洋办法结合)，大打人民战争。”以发动群众“群防群测”的中国式地震预测工作由此开展起来。
然而，除了知道地球是圆的，当时一般群众对地球物理基本一无所知。因此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的地震预测工作，不可能用实验和分析的方式来寻找地震成因，而只能采取归纳的方式：通过总结既往地震发生前的异常症候，来摸索出一套地震发生前可验证的规律。可实际上，因为普通人经历地震的机会本就不多，在没有排除其他环境干扰的情况下，即使在震前进行了有意识的观察，也根本不可能分析出哪些现象是地震前所独有的。而古人对地球的认识则比今人更为肤浅得多，古书县志上对震前异常现象的记载，基本都是一些事后的夸张记忆，更加不足为据。
而更为根本的是，所有的这些“经验总结”要想成立，首先必须要“地震发生之前一定有异常现象发生”这个假设成立才行。上世纪80年代，美国科学界估算一场大地震必然于1988-1993年在加州发生，处于地震断裂带上的帕克菲尔德镇作为最佳观测点，全美200多家地质实验室带着数千万美元的投入赶到了这里，然而这场地震一直等到2003年才发生，而且科学界从对震前观测的整理中，没能发现任何可靠的征兆。
于是，在70年代展开的地震预测工作，也成为一场新的群众运动，一时间，有观察鲤鱼的、观察鸡的，也有观察堰塘的，各地的地震预测报告雪片般飞向新成立的国家地震局。如果不是几年后的海城地震挽救了地震预测的声誉，“群防群测”大概也会作为“那个年代的荒唐事”之一成为笑谈，更不会延续至今。
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沈阳有强烈震感。当时省委认为即将有大震发生，于是紧急决定对海城进行疏散。当天19点36分，海城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从疏散到地震发生仅仅两个多小时，这被称为地震预测史上的奇迹，也是人类第一次“预测”7级以上的地震。可实际上，2月3日傍晚至2月4日晨的频繁地震已经在农村造成相当损失，所以很多公社和个人在没有收到上级要求的时候，已经自行疏散了。而且，由于地震发生时间正值傍晚，再加上辽南农村当时普遍是木结构房屋，也都极大地降低了地震造成的伤亡，实际上在那些没有组织疏散的地区，死亡数字也并不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