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颜，采则流润，善疗饥，解困厄之患立验。

　　贪者服之，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

　　其药采无时，采之非理则伤神。

　　此既流行，能召神灵，通鬼气。

　　若服之非理，则弱志伤神。切须忌之。

　　——［唐］张说《钱本草》

　　俗话说“无商不奸”。此言一语道破商人唯利是图的嘴脸。然而，此言毕竟也说得太满了，没有留下丝毫余地，倒让人觉得对商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人分三六九等，商人岂能一言以蔽之？

　　古代商人地位是低下的，这是因为那时是农业社会，而且有些商人确实唯利是图，然而，另一方面，这也促使有些商人立誓以诚信的面目出现。

　　如此两个极端放在一起来看，就别有风味了——

　　秤与定盘星

　　西周建国时期的召公，传说活了一百多岁，西周铭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如召公寿，如参寿”。这里的“参”是星的名字，二十八星宿之一，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寿星。关于寿星确切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西汉的《尔雅》，接下来东汉的《汉书·律历志》中也有记载。至于福星与禄星，则很少有文献单独解释。民间总是习惯把福星、禄星、寿星并称为三星，亦称三大吉星。

　　这三大星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不到万不得已，没有谁肯轻易拿它们说事儿。

　　或许是商人们为了表明自己公平买卖的决心，三大吉星被当成了赌注。这还要从中国的老秤说起——

　　“半斤八两”一词儿中的半斤与八两并非递进关系，而是等同置换关系。这表明我国早期的度量衡中，是以十六两为一斤的。现在偶尔可以在旧货市场看到中国的老秤，秤杆上便有十六个刻度，每个刻度代表一两，每一两都用一颗星来表示。

　　这十六颗星都是有来头的——秤杆上的七颗星是代表北斗星，六颗星代表南斗星，除这十三颗星外还余三颗星，分别代表福、禄、寿三星。如果商人给顾客称量货物少给一两，则缺“福”；少给二两，则表示既缺“福”还缺“禄”；少给三两，则“福”“禄”“寿”俱缺。

　　这可以称得上是了不起的毒誓了。

　　在杆秤提绳和福星之间有颗大星，当秤砣挂在这一位置，秤盘又无任何东西时，提起提绳，则两边重量相等，秤杆平衡。这颗大星则叫“定盘星”。“定盘星”则被赋予了公平、公正、公开之意。

　　我国历史上，最早谈到秤的人是诸葛亮，他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他做的不是市井小买卖，而是治国安邦的大生意。

　　重信义的商人

　　古代许多商人对于信誉二字看得很重。这和中国传统的教育有关，在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封建社会中，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企业，想要长久立足，信誉是最重要的。

　　《摭青杂记》有过一段动人的记述：宋代东京樊楼旁边，有一家小茶坊，铺面潇洒，器皿雅洁，买卖十分兴隆。北宋熙宁元丰年间（公元1068～1085年），一位姓李的士人与朋友在此店饮茶，匆促之间，将一个装有几十两黄金的钱袋遗落在桌子上走了。数年之后，李某再次来到这个茶馆，与同行的朋友提起这桩往事。店主听见，立即插话说：“官人所说的这个钱袋，被小可拾得。如果你说的数额相符，便可领去。”李某极为吃惊，兴奋地说：“店家果真拾得，我当奉送一半。”店主笑而不答。

　　茶坊中有个小阁楼，店主扶梯而上。只见楼上收藏了大量顾客遗失之物，有雨伞、木屐、衣服、器皿之类，每一件都用纸条标明：某年某月某日，某种形状的人遗失。店主在楼角寻得一个小包袱，仍原封未动，取下楼来询问李某。李某报了包中黄金的块数和重量。当面打开检点，所言相符，店主立即全数交还失主。李某取出一半要送给这位至诚君子。店主却推辞说：“小可如果重利轻义，早就全部藏进自己腰包里了。”于是，李某感激万分，在座的顾客们也都以手加额，大为称颂。

　　名闻海内的晋帮商人也十分重视商业信誉。史书记载说山西商人“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他们内部非常重视职业道德教育，并有严格的惩罚措施。如果有一人搞欺诈行为，则为同行所耻，乡里所鄙，亲人所指，并失去经商权，也无脸再回故乡。因此弄虚作假者很少。这样一来，晋商就树立了自己的口碑，这种口碑的树立决不是靠花多少广告费可以换得来的，同样，也不是雇佣多少推销员沿街叫卖可以换得来的。

　　位于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八年，历时66年，耗银60465两6钱9分。花费数万银两，历经数代人来建筑一座会馆，本身就是一个树牌子的过程，一个承诺的过程，一个宣扬传播的过程。会馆内十几处碑刻很有意思，它不是帝王御笔，文人诗词，而是一本建造会馆的明细账。细观其内容，能发现采用的是“收支两条线”的财务形式。在支出一栏中，打油打酒的几厘银子都有详细记录。把打油打酒的几厘银子都刻入碑文传之后代，是在向全社会树立自己的公平、诚信的形象。细节之处，品牌策划的高明跃然碑上。

　　明朝商人王心发，开了个杂货店。在经营中很守信誉，他教育徒弟极严格。有一天见到徒弟对买主不周，便狠狠训斥一顿，他说：“我早给你讲过，做生意不能儿戏，一定要规规矩矩。”接着说：做生意的“意”字有讲究，“意”字上边一个立字，就是说见到买主，一定要立起来，不能坐着接客；中间一个“曰”字，立起后要主动对买主讲话，而且要和颜悦色；下边是个“心”字，就是说做生意要和买方共心，讲信誉。这一套很受老百姓赞扬。生意自然是越做越大。

　　奸商种种

　　清人沈起风《谐铎》卷七《鄙夫训世》中就塑造了一个奸商形象：说是徽州有一个商人，起先只带千钱外出做小生意，后来成为一个富翁。回到家乡，吹嘘说自己有致富奇术，所以很快就积资百万。

　　于是，乡里闻风赶来，登门请教他的致富奇术。这个商人待客人坐定，遂开口说：“求富不难，你们先须治其外贼，后须治其内贼。那么，起家致富之道，就已经学得一半了。”众人忙问：“何谓外贼？”商人道：“外贼有五：眼、耳、鼻、舌、身是也。”闻者震惊，但思其必有高论，乃细听他说奥妙：“眼睛贪恋美色，而娇妻艳妾之类，没有金屋岂能藏娇？我出数贯钱，买一个丑妇，不去管眼睛爱不爱看，照样可以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耳朵喜欢听悦耳之音，而笙歌乐部之类，又都是花钱的大项。不是拿银子供养着，哪里请得到堂唱，留得住家班？我就跑到田头垄上，听听秧歌，权当作丝竹清音了。鼻子的毛病，无非是要摆上宝鼎，买来龙涎，香气满室，又是一重摆设之累。我才不愿去闻其香呢。我终日躺卧于马粪堆里，也觉得挺快意啊。至于山珍海味搜罗毕致，无非是受了舌头的欺骗。我择食而不辨其味，根本不去管舌感鲜美那一套。每天喝酸腐的菜粥，也未尝不饱。最后再说说这笨笨重重的大块身体，真正臭皮囊一个，但是也是为祸最深的一个。夏天要穿细葛，冬日须裹重裘，实际上不过为他人看来美观而已，破损的却是自家辛苦积累的血汗钱。我上尊皇古之制，剪叶为衣，结草为冠，从头到脚，一文不费。这就是我治这‘五个贼’的法门。”闻者或颔首，或茫然，或做沉思状。

　　过了一会，又忙追问：“何谓内贼？”答曰：“内贼亦有五：仁、义、礼、智、信是也。”闻者变色，更洗耳恭听。“仁为首恶。所谓博施广济，要真那么做，尧舜也受不了。我在神前立过誓，永不妄行一善。这样一来，省却多少挥霍白费的冤枉钱。匹夫仗义行侠，威风是一时得逞，然而倾家荡产，到头来也是自受其苦。我想得干脆，见利忘义，落得一生享用。至于礼尚往来，古人也太不怕麻烦了。我的宗旨是来而不往，先占人便宜。智慧这样东西是造物主最忌讳的。有智慧的人必至空乏贫穷，所以我一辈子只求糊涂混沌，这样便可常保中庸，常守清福。信用如果真去履行，千金一诺，那更没甚用处。不妨口头上非常慷慨，内心存着机巧，让天下人都知道我是个没有信用的人，那样永远也不会有人登门造访，麻烦请求。此五者即是我除这五个内贼的要诀。精而明之，不爱脸，不好舌，不惜廉耻，不顾笑骂。长此以往，则百万之富，简直易如反掌。”

　　闻者无不绝倒。

　　如果说这位老先生从理论上阐释了奸商的作为，那么，很显然，下面这则记载于洪迈的《夷坚志》中的故事就是“奸商实战”了。

　　临安一位专赶早市卖熟肉的孙三，他每早出门，都要嘱咐妻子看好自己家的猫，这引起了邻居的注意。一天，那只猫突然跑出家门，邻居见这只猫周身深红，无不叹羡。孙三卖肉回来，知道猫被邻居看见，便痛打了妻子。此事渐渐传到宫廷一内侍耳中，每时派人用高价来收买这只珍贵的“深红猫”，孙三加以拒绝，但内侍求之特别迫切，竟用300千钱买走。内侍想将此猫调驯安帖后，进贡给皇上，可才过了半月，“深红猫”便色泽渐淡，全成白猫了。内侍便去找孙三，可孙三已经迁居了。

　　不堪承受之“贱”

　　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列入下九流。与市井流氓、坊间娼妓归于一类。商人之贱可见一斑。这种观念几乎在所有人的思想中都是根深蒂固的。

　　南朝宋明帝刘彧，贪残刻薄，对商人也极为轻贱。他的一个幸臣刘休，妻子以妒闻名，他便亲自判决刘休和妻子离婚，让刘休的妾把刘妻打二十大板，然后再命这位被逼离婚的妇女在刘休家后园墙旁开一爿小店，出卖笤帚皂荚之类的日用杂物。这自然不是刘彧尚有一点恻隐之心，要为这位被他亲自赶出夫家的妇女安排一条生活出路，而是为了继续羞辱这位女性，因为在当时看来，一个品官的妻子被休弃，休弃后又去卖日用杂物，是最丢人的事情。这件事也反映出当时对商贾是何等鄙视。

　　隋文帝也极力贱商，他封泰山时经过汴州，发现汴州商业繁荣，人民比较富庶，不是高兴，而是极为反感，就特地任命以执法严厉出名的令狐熙出任汴州刺史。令狐熙一到汴州，就“禁游食，抑工商”，连居民向街道开着的门都一律堵塞，只准从闾巷的大门进出。汴州经这么一折腾，商业明显萧条下来。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特别发布命令，禁止五品以上的官员从市上经过。汉代不准贾人及其子孙当官当吏的贱商政策，不但仍被沿用，而且连科举考试也不准参加。当时规定不准参加科考的，还有犯十恶重罪官吏的子孙，衙门中有如奴仆的杂役的子弟。在这个问题上，又把商贾和当时的重罪官吏子弟、奴仆置于同等地位；在这种贱商法律的影响下，有些官员被任命为主管或分管市井工作的，也感到低人一等，不肯到市中去履行职务。据《旧唐书·路随传》记载，路随被任命为润州参军时刺史李奇不喜欢他，故意让他管理润州的市务。别人为路随抱不平，路随却毫不在意，坐在市中处理市务。修史者把路随不以管市为羞当作大事件特予载录，反映出当时贱商的偏见是何等严重。

　　尽管明清以来此风已有所改变，但商贾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低贱的社会地位。从清代商人的婚姻可以看出其地位没有任何值得夸耀之处。

　　清嘉、道间，有某中丞十分爱财，便想与商贾结亲，以此发财。但又怕将亲生女许配给商人，让人笑话，于是便常常把戚族之女认作自己的女儿，与商人定亲，之后便大索聘金，使家财累积巨万。商人们为了获取地位和身份，也不惜通过婚姻手段，花费巨资，倾家荡产，与之攀亲，并炫耀说：“中丞为我亲家也。”

　　士人对商贾也是十分瞧不起的。元末明初的张昱有一首《估(贾)客》诗，对商贾极尽笑骂讥讽之能事：

　　不用夸雄盖世勋， 不须考证六经文。

　　孰为诗史杜工部？谁是玄经扬子云。

　　马上牛头高一尺， 酒边豪气压三军。

　　盐钱买得娼栈宿， 鸦鹊鸳鸯醉莫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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