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古代的住房制度，可能许多人会认为，封建社会的官员是吃皇粮的，他们的住房问题皇帝当然也管。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唐朝时，皇帝会给官员分土地，不管盖房；宋朝官府用招标的方式出售公房；明朝有了集资购房……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工资，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也仅仅意味着他能领到更多的粮食，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了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公务员一退休就无家可归。有些人家里本来就有土地，从来都不用发愁住房问题；皇帝高兴了，也会给官员赏赐土地和房屋；另外，假公济私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晋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先前的官员调任，将政府借给他和家属居住的官邸据为私有，新官上任，只得重建。
唐朝时期分给官员土地
唐朝时，皇帝会给官员分土地。然而，皇上给的地，和官员任职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规矩，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这地也得还给皇帝。因此，在皇上临时给的地上盖房子、到最后又给别人住的那种傻事，当然没人肯干。
为了省却许多麻烦，更是为了办公的需要，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合适。异地做官，则举家搬迁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得想办法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过日子。
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员有幸能领到一半的俸禄，但退休后的住房问题，政府还是不管。
宋代办公用房不大讲究
到了宋代，官员想占用公家的房子难度就大了。当时的制度规定，凡州军常例之外的财务，不能由地方擅自决定，需要事先禀报代表中央财政的转运司，申核上奏。比如，北宋元祐年间，苏轼担任杭州知州时，就给中央上了一道《祈赐度牒修廨宇状》。苏轼称，杭州的机关用房，多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至于那机关办公用房到底坏到什么样子，按苏轼的说法是——房屋都成了楼歪歪，“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及问得通判职官等，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
宋代时期，苦于苛捐杂税，很多人纷纷涌往寺院出家。要出家需要政府的认证，也就是要有一个身份证明——度牒，而政府则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颁发度牒。因此，当时度牒成为“有价证券”，可以卖钱170贯。苏轼向中央要200道度牒，大概能卖到34000贯，再加上按惯例从财政支取的500贯，勉强凑够修缮费用。
宋朝的政府机关大院，虽然破旧了点，但比一般的百姓住房还是要好很多。不过，和前朝一样，官员一旦退休，就得让出住房。至于退休后该住哪里，皇帝是不管的，皇帝操心的，倒是官员退休后，不该住在哪儿。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
宋朝官府招标出售公房
在宋朝，政府不光卖地，也开始卖房子。政府卖房子的初衷，倒不是为了搞活经济，也不是为了解决百姓住房问题。过去有些人触犯刑律，满门抄斩，家里的房子自然充公。也有些人，家里人丁不旺，成了绝户，于是房子也会被拿来充公。此外，像连年欠税不缴、长期逃亡外地的人家，房子都有可能被官府没收。民房一经政府没收，就成了公房。政府怎么处置这些公房呢？有三种办法：一是改装一下，当办公楼使；二是租赁出去，房租收归国库；三就是把它卖掉。
宋朝政府为了杜绝公房出售出现贪污，专门设计了一种招标制度——让所有购房者到一个地方书面投标，过一段时间再开标，看谁出的价最高，就把房子卖给谁。宋朝官府公开招标的时候，会在衙门口贴一告示，上写房屋坐落、房屋间数、投标地点、投标期限等等内容。投标期限有长有短，长的两个月，短的一个月。为了防止个别购房者不守信用，宋朝政府要求竞标人拿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如果自己没有房子，就得找人作保，有抵押有担保，然后才可以参加竞标。这样一来，购房者必须理性出价，不然就会吃亏。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客观上，宋朝政府的住房政策，兼顾到了社会最底层的人。
元朝严禁蒙古官员买房
元朝开始，还出现了一种有趣的购房政策：不许当官的买房。
严格讲，不是禁止所有官员买房，而是禁止蒙古官员在原南宋统治区域如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买房。为什么做出这种规定呢？还是两条原因：
一、蒙古人灭了金国、西夏、大理和南宋，从前朝那里继承了许多国有房产。在灭国的过程中，死在他们铁蹄下的平民也不少。那些平民的房子也因为无人看管而收归国有。这样，在元朝初年，政府手里就握有大量公房，可以随心所欲地分给各级官员，作为他们的办公楼或者家属院。换句话说，大多数蒙古官员都能分到房子，没必要再去购买。二、南宋刚刚灭亡那会儿，一批蒙古人跑到江南做了官员，部分官员嫌分到的公房太小，出去借住或购买民房。有些借住民房的不仅强拿强要，而且强奸杀人；有些购买民房的也很蛮横，强买强卖，逼着原业主签字画押，那房子就成他的了。他们这样做，激起了极大民愤，各地义军纷纷起兵抗元。为了抚慰江南、化解民怨，元世祖忽必烈于是颁布了禁止蒙古官员在江南购置产业的严令。
明朝
房价超贵出现集资购房
明朝弘治年间，南京的房价畸高。有多高呢？繁华的秦淮河畔，一间房能卖到六百两银子。一般人绝对不敢打买房的注意。《玉堂丛语》卷二就记载了当时南京国子监祭酒的买房故事，颇为寒酸。
当时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名叫谢铎，他手下有30多号人，都是无房户，得租公家的房子住。30多人的租金，就是一笔昂贵的开支。于是谢铎就动了买房的念头。依照谢铎的级别，算得上是个高级公务员，但是他每年的薪水不过200两银子，不吃不喝三年，也就勉强买一间房子。他手下那些人，收入就更不如他了。
谢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集资团购。钱从哪里来呢？从牙缝里省。把政府给他们配的勤务员、伙夫、马夫、门卫、抄写员，统统不要了，省下来一大笔钱，存起来买房子。终于，钱攒够了，买了三十多套公家的住宅，过上了不用交房租的幸福生活。与谢铎相比，以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林瀚更厉害，他为了让手下的人有房住，给出了有力的实际行动——他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为机关盖住房。
林瀚和谢铎，一个是北京最高学府的长官，一个是南京最高学府的长官，拿的那点钱不仅买房困难，连付房租都觉得吃力。明朝房价之高，可见一斑。
北京城的房只有旗人能买
明朝以后，因为城市的发展，城市居民的住房越来越成了执政者不得不关心的问题。
清朝初年，大批旗人来到北京定居，清政府就将汉人统统搬到外城去住，把内城腾出来给旗人。内城的房子盖好后，清政府按品级给旗人分配，一品官20间，二品官15间，三品官12间，四品官10间，五品官7间，六品七品官4间，八品官3间，九品官和没有品级的普通旗人一人两间。
到了乾隆年间，旗人越来越多，内城的地盘不够用了，房子也不够分了。更可气的是，一些分了房子的旗人吃喝嫖赌，胡吃海喝，领的钱粮不够用，把政府分给他们的房子偷偷地卖了出去。乾隆很生气，一方面继续给旗人盖房，另一方面开始搞房改。搞什么样的房改呢？
第一，国家不再给旗人免费分房了，哪个旗人嫌房子不够住，可以向政府申请购买。第二，原来分到的房子可以卖，前提是得把它从国家手里买下来，从公房变成私房，从只有使用权变成拥有所有权。
于是，旗人花了很少的钱，就把原本属于公家的房子，统统变成了私人财产。据史料记载，能享受到住房的旗人，乾隆年间至少有50万人。在清朝，不仅在北京城里为旗人修建了海量的住房；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到处都有享受特殊优待的旗人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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