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会议的最后一天，有人紧急送信，捕房要来搜查会场，代表们临时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送去消息的人，正是金家凤。先后四次身陷牢狱的金家凤，长期以来经历却鲜为人知。日前，金家凤的儿子杨庆章、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刘子健、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黄穗生向记者介绍了金家凤坎坷的人生经历。

　　前两次被捕：反对北洋军阀

　　金家凤，1903年出生于苏州吴县，父亲金恩燮曾是当地同盟会的负责人。“爷爷金恩燮后来将父亲送到上海南洋附中接受新式教育，因此父亲很早就开始接触新思想、新文化，加入到反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洪流中。”

　　杨庆章介绍说，“1919年4月，父亲与侯绍裘(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的创始人之一)等同学一起谋划，准备用炸弹暗杀时任淞沪护军使的军阀何丰林。不料计划泄露，几个同学都被逮捕，后来经过多方努力，父亲他们才获得保释。”

　　中国共产党的顺利组建，金家凤功不可没。1919年，金家凤在上海认识了陈独秀，随后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第二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立，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8人成为发起人，21岁的俞秀松任书记，17岁的金家凤负责团务，这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陈独秀在筹备创党的活动遇到经费困难，金家凤知道后，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称需要一笔经费“赴法留学”。母亲宋乔信以为真，想方设法筹到了6000银元，分批送到上海。按照当时的物价，100银元是北京市郊一个五口之家一年最低的生活费，6000银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金家凤拿到这笔巨款后，悉数交给了陈独秀，作为建党建团的活动经费，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贡献。”广东省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刘子健告诉记者。

　　不过，这件事如何对家人交代呢?杨庆章告诉记者：“为了让家人相信自己已经‘赴法留学’，父亲决定离开上海到离家更远的北平学习。陈独秀亲自写信给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和李大钊，介绍金家凤到北大学习。”

　　1923年，金家凤在北京协助李大钊、李石曾策动举行“首都裁兵大会”，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金家凤被调去安徽，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久金家凤又回到北京，李大钊让金家凤持函由津浦绕道南京去武汉交给陈独秀，不料在路经南京时被军阀孙传芳的军警盯上，金家凤遭逮捕。在狱中，他深受折磨，后经颜惠卿、胡适等人保释，回到苏州养病。

　　后来李大钊惨遭杀害，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也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金家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金家凤带着妻子毛一鸣到南京去找蔡元培，蔡元培委任他担任教育部的图书馆主任。后来，金家凤加入汪精卫等人发起的反蒋活动。

　　抗战爆发后，金家凤辗转去了长沙、重庆。

　　第三次被捕：打入汪伪政府，被日军怀疑

　　1939年，金家凤在重庆见到了中共地下情报员傅大庆。傅大庆早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通过傅大庆，金家凤与党组织重新取得了联系。

　　1940年，时任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找到金家凤，称“日军军情和日本国内的情况需要有人去了解，周恩来也提出派人去摸清日共及日本各政党的情况”，询问金家凤是否愿意前往。金家凤不置可否，他通过傅大庆将此事汇报给周恩来，周恩来答复：“是我与张群商量的，若你同意，我派傅大庆与你同行。”当时国共两党已达成抗日统一战线，金家凤考虑一番后同意去“汪伪政府”任职。临行前，他向战地党政委员会递上了一份《自发抗战计划书》，李济深命人备案。

　　金家凤从重庆返回上海，被汪伪政府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成了民众眼中的“汉奸”。刘子健告诉记者：“根据现有材料显示，金家凤当时主要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开展对汪伪政府内部的情报工作;二是留意日本民间人士的动况，设法推动日本民主进步人士的反战活动。”

　　后来的事也印证了他的情报工作跟这两方面有关。1941年1月，金家凤随丁默村访日，金家凤以即将就任的运输公司中方经理的身份，先后接触了日本社会党等公开活动的党派人士，亦接触到了岛田正雄等日共领导人。回上海后，金家凤与傅大庆约在上海国际饭店见面，汇报在日本所见的情况。不久傅大庆另有任务离开上海，潘汉年让自己的助手张建良(又名华克之)与金家凤取得了联系。

　　1943年夏，金家凤组织了一个时事讨论会。杨庆章介绍说，讨论会所需的电讯稿由汪伪特工总部的电台收录而来，每隔几天特工电台就派人送来，有时金家凤也派人去拿。金家凤看过电讯稿后，就联系中共地下人员取走，“父亲也让大哥金庆平去拿或送电讯稿，他还特意让大哥在短时间内学会了自行车，方便随时去取特工电台汇总的电讯稿。”杨庆章说。1945年，金庆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金家凤与中共人士的频繁来往引起了日军的怀疑。1945年4月，日军以“通共通渝”的罪名将金家凤逮捕，被押至苏州政治犯监狱，这是他第三次入狱。几个月后，日本宣布投降，金家凤得以释放，出狱后在上海通安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抗战胜利后，金家凤很快接到张建良转来的潘汉年的指示：撤退香港，与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系，配合开展策反和统战工作。金家凤化名为“费君忍”，以做运输生意为掩护接触各派人士。

　　据杨庆章介绍，1950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迅速占领了朝鲜北部。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开会，研究对策。金家凤从可靠渠道获悉，美国政府已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越过边界“追击”，于是写信给毛泽东，通过张建良以最快速度上报。“当时父亲在香港是轮船公司经理，可以接触不同派别的人，不过他从未跟我们说过情报的来源。”杨庆章说。这条情报对于“抗美援朝”决策意义重大。事后，张建良上门给他送来了一支“犀菲利”牌金笔，说是毛泽东对他的嘉奖。

　　受突发案件牵连：第四次入狱

　　周恩来去世时，父亲两眼红肿：“我的事可能再也说不清楚了。”

　　金家凤自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曾先后在国民党政府和汪精卫伪政权中担任高级职务，因此在外人看来，他的政治关系非常复杂。其实，不止外人，就是家人也不清楚金家凤的事情。

　　杨庆章说，抗战期间，由于父亲绝口不提工作上的事情，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后来见到他与国民党、汪伪政要时有接触，都怀疑金家凤已经“变节”。“印象中，父亲几乎从不跟我们谈工作上的事。我小时候常看到他在一张很小的字条上写字，字体非常小，他有时还要拿着放大镜写，从不让我们上前看，写好后又卷成细细的条状藏在身上，显得非常神秘。”

　　杨庆章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家人因为父亲复杂的政治身份，吃了不少苦头，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跟父亲关系不好。不过，杨庆章曾听父亲说过一句：“我之所以去上海参加汪伪政府，是有人派我去的，人证俱在，这事将来一定可以说清楚。”不料，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令他的人生轨迹骤起变化。

　　1952年，船务公司东主孟力平勾结台湾方面，企图把“罗斯陶”号轮船开往台湾，当时金家凤察觉后曾尝试阻止，但遭到孟力平的排挤被免职。幸好船员们经过斗争，将“罗斯陶”号开回了广州黄埔港。1953年金家凤返回广州汇报时受此案牵累被捕。“尽管1958年广东省公安厅侦查后认为该案是由孟力平策划，并且也确认了金家凤的情报关系，但因各方面原因，金家凤还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刘子健说。“文革”期间，金家凤继续留在农场改造，直至1975年底经中央批准特赦出狱。杨庆章回忆称：“周恩来去世时，我看到一向不哭的父亲两眼红肿，情绪非常低落，他在我身边低低地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我的事可能再也说不清楚了。’”

　　1979年9月，金家凤去香港探亲，不幸因车祸去世。新华社香港分社以中国旅行社的名义送了花圈，花牌上写着“典型尚在”四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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