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名臣济济，仅唐太宗在凌烟阁挂像旌表的功勋卓著者就有24位，而长孙无忌被列在首位。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可能算不上最突出，但却是太宗的

　　心腹。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与其他功臣相比，长孙无忌既是一个忠心谋国者，也是一个潜心谋身者，唐太宗曾评价他“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但恰恰是这样一个以韬晦见长的人，既尽忠于君又有功于国，且深明全身之道，最后竟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而被流放和赐死，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善谋全局肯背黑锅

　　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李世民青年时南征北战，屡次陷于危难也是长孙无忌所救。而且，太宗终其一生，对长孙皇后都怀有十分感激的心情。长孙皇后与长孙无忌兄妹感情又很深厚，太宗爱屋及乌，当然也就格外信任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充分发挥了太宗对他的信任和作为内戚的身份之便，对太宗提了一些别人所不能提的建议。加上他本身的聪明才智，这些建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他成为贞观朝的第一功臣。

　　太宗晚年，太子李承乾由于谋反被诛杀。太宗为此痛苦不堪，甚至几度“自投于床”、“又抽佩刀欲自刺”。在另定太子的“家事”中，作为亲戚和第一重臣的长孙无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时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且富有才华，在朝臣中声望颇著，唐太宗曾私底下答应李泰要立他为太子。李治是长孙皇后的第三子，唐太宗的第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从才具看，均处于劣势，但长孙无忌却一再请求立李治为太子。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李泰而主张立李治呢？

　　晋王李治生性仁弱，而魏王李泰则聪明绝伦，善于以才学取悦太宗，并招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纷投其门下。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心腹。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

　　而且，长孙无忌熟读经史，经历隋亡的乱世，深知治世刚刚开创，君主太聪明也不是件好事。隋炀帝本身就自幼聪明善辩，但他多智多欲、崇尚浮华、好大喜功，不仅群臣难以辅佐，也容易成为国家民生之蠹害。若李泰得立，他很可能会改弦更张，但其才器和君德又远不如太宗，结局极有可能危及“贞观之治”的成果。在舍李泰而立李治为太子这件事上，唐太宗与长孙无忌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

　　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恐不能执掌社稷，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像自己一样英俊果断的三子吴王李恪为太子。李恪文韬武略高人一等，朝中和民间立李恪为太子的呼声都极高。根据史实李恪并没有和李承乾或者李泰争夺太子之位，对皇位并没有强烈的欲望。太宗比较欣赏这个天生贵族的儿子，长孙无忌则一再反对。太宗问：“你这么反对，是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恪儿聪敏多才，英勇果敢，很是像我。再说他将来是否会倚仗你们长孙家，也很难说啊！”长孙无忌回答说：“李治仁厚善良，是个守成之君的好人选。选储君这件事至关重要，怎能朝令夕改？举棋不定很容易输棋。”在长孙无忌看来，守成之君并非一定要有才华，却一定要像汉朝文、景二帝一样仁顺。唐太宗只好作罢。

　　后来高阳公主和房遗爱谋反案事发。他们希图减轻罪责，蓄意攀扯吴王李恪，长孙无忌将错就错除掉了李恪。天下都为李恪感到冤屈。长孙无忌在这件事上自是难以保全清白之名，但为了消除后患也为了国家长治久安而不惜背上这黑锅。

　　娴于治国长于立法

　　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却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长孙无忌的长处在“好学，该博文史”。所以李世民南征北战，他立下的功绩并不多，但到了治世开始理国，却成为第一重臣。

　　长孙无忌作为“玄武门之变”的第一功臣，身居“天官”吏部尚书和右仆射的要职，唐太宗自然而然地把大权交给了他。他在“人事部长”和“国务总理”的位置上只呆了一年，就大刀阔斧办完了三件事：精简机构，确定朝廷定员643人；削弱宗室，把李家远亲从“郡王”队伍中降级；调整外交，改善与突厥的关系。

　　但是长孙无忌真正发挥出才华的地方在于他编修《唐律》，撰写《唐律疏义》。他也因此名垂史册。《唐律》是与《罗马法》并称的古代法制智慧的结晶。后来长孙无忌又带领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等19人，先后两次重修《唐律》，以省繁去蠢、变重为轻的原则进行修订。《唐律》由于贯彻“先存百性”的指导思想及‘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立法宽平，顺乎历史潮流，因而促进了唐初封建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是“贞观之治”的重要支柱。

　　长孙无忌指出，立法的作用在于“以刑止刑，以杀止杀”。因此他主张“德主刑辅”。这个思想十分深刻。他指出德礼是行政教化的本质，刑罚是行政教化的手段，德礼和刑罚对于行政教化不可缺乏。因此他要求把先秦儒法两家的基本主张融为一体，即将儒家强调的德化、礼教和法家所强调的政、刑都视为相辅相成不可缺少的东西。《律疏义序》和《名律》充分地反映了长孙无忌的法律思想。长孙无忌可能是历史上最早主张德治和法治并用的官员。

　　长孙无忌认为：“法律不是用来监督百姓的短处并诛杀那些犯错误的人的，而是要通过法律的规范教育人、拯救人，整顿社会的风气。”这里，着重体现了教育的方针。这个思想也很有见地。而且古人认为风俗败坏，才有动用刑法的必要，长孙无忌则指出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有浅薄的风俗存在，因此，不可以须臾废弛刑罚，只不过有时情况严重，刑罚用得多些；有时情况较好，刑罚用得少些。

　　长孙无忌的这些思想通过《唐律》贯穿了唐朝的始终，奠定了唐朝海纳百川、包容大度的气度。

　　安于谦冲临危刚直

　　李渊把帝位让给李世民后，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可以说是荣宠之至了。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我家受到的贵宠已经到了极点，实在不愿兄弟再执国政。”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外戚专权的“彻骨之戒”，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职以示荣耀。贞观七年，太宗又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认为自己授官是鉴于才行，如果是出于对亲戚的爱，赐给金帛就够了，何必委以重职。他还特意写了一篇《威风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宽慰他忧谗畏讥的心理。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魏征死后就更为严重，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有一次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过于考虑自己戒盈持虚、保得全身而不敢犯颜直谏，难免被后人所诟病。

　　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唐高宗对长孙无忌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唐高宗也确实是一位守成的明君，外方内圆、胆大心细，凡他要做的事情，无不达成。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徽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没有高宗时代的发展、巩固、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更成无源之水。

　　但是当高宗的皇位逐步稳固以后，他最终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争议中与长孙无忌爆发了争执。开始，高宗和武昭仪都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

　　有一次，皇帝带领武昭仪亲自登门拜访，并赐给长孙无忌宠妾所生的三个孩子朝散大夫的高官。不仅如此，还赏给长孙无忌金银珠宝丝绸整整十车。但当高宗说出皇后无子想废黜皇后时，长孙无忌也不直接拒绝，而是用别的话题遮挡。皇帝没有办法，只好扫兴而归。

　　接着，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几次拜访长孙无忌的府第，请求长孙无忌同意废王立武，但是结果都是一样，长孙无忌仍然拒绝。杨氏的父亲杨达，与长孙无忌的父亲和伯父都曾是隋朝大官，彼此有同僚之谊。长孙无忌却丝毫不为旧情动摇。

　　再后来，有一个大臣参与了劝说，就是许敬宗。许敬宗在高宗当上太子以后，就是东宫的重要官员。许敬宗的父亲许善心跟长孙无忌的伯父长孙炽也在隋朝是旧交，许敬宗自诩能够说动长孙无忌。结果呢，长孙无忌形色十分严厉地训斥了许敬宗一顿。

　　皇帝要换皇后，用了三种不同办法去说服长孙无忌，最终都撞了墙。可见长孙无忌在这件事上的坚决刚直。这和他一生的谦虚自抑极为格格不入。武则天于是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长孙无忌一生都长于机隐之事，历经宦海风云，老于世故，对于自己不合作态度的严重后果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深知唐高宗生性懦弱，而武昭仪智虑百端、性行险恶，一旦为后，必将临朝干政，出现褒姒亡周、吕雉篡汉的局面，而他作为开国元勋，不能临难退缩，坐视不顾。

　　永徽六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争，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在她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谋反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性格懦弱，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放或被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核此案，许敬宗直接派人前往逼迫长孙无忌自杀。一代名相就此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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