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急风暴雨中成长

　　焦裕禄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尽了苦难的煎熬。7岁上学，学习刻苦认真，考试成绩总在前几名。1932年，家乡遭遇灾荒，家境十分贫困，11岁的焦裕禄被迫退学，跟随穷乡亲推着独轮小车，运煤卖煤。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焦裕禄的家庭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深受帝、官、封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焦裕禄的父亲因无钱还债，被地主活活逼死。眼泪未干，焦裕禄又被日本鬼子抓到抚顺的一个煤窑作苦工。在日本鬼子、汉奸的刺刀威逼下，他每天在煤窑里干十五个小时以上的苦工，和焦裕禄同志住在一个工棚的二十三个人中，两三个月里，就有十七人被折磨死去。每当工友们不幸死亡的时候，焦裕禄的心比针剌还要难受。他不忍受日寇的非人折磨，和工友一道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冒着生命危险逃出了虎口。

　　这阶级仇、民族恨，在焦裕禄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45年，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焦裕禄的家乡解放了。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抱着要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回到了家乡。

　　二、走上革命道路

　　焦裕禄这个苦水里生苦水里长的青年农民，找到了党组织，参加了民兵队伍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焦裕禄同志于1946年元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他在入党申请书上这样写道：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救星，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三、随军南下开辟新区

　　1947年7月，为了帮助新解放区人民翻身求解放，焦裕禄被调到渤海地区南下工作队，集训后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在南下途中，他经常替女同志和身体差的队员扛背包、背干粮袋。最多时，他一个人竟背了四个人的背包。

　　1948年5月，焦裕禄调到尉氏县宣传部任干事。正当小麦要开镰收割时，县委突然接到情报：敌七十五师准备扫荡我五分区，抢收麦子。为了保护群众的劳动果实，焦裕禄迅速赶到彭店区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讲明敌情和县委指示精神，带领群众一面抢收麦子，一面隐藏转移。待敌人赶来时，田里的麦子已收打完毕。敌人不但没有抢到麦子，反而连遭伏击，被迫仓皇逃走。

　　1948年冬，淮海战役打响了，焦裕禄同志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带领担架队，在尉氏县支前总队部的领导下，投入了支援淮海战役的伟大斗争。淮海战役结束时，豫皖苏五分区奖给这个大队一面“支前模范”的锦旗。

　　1950年冬，焦裕禄同志任共面团尉氏县委副书记。面对新的工作，新的环境，焦裕禄同志没有犹豫，力挑重担，在实践中摸索，1952年春，焦裕禄同志调陈留团地委任宣传部长时，参加地委工作组到杞县搞土地复查。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青年，调查青年思想实际，趁着各种间隙找团干部谈话，了解青年工作状况，常常是通宵达旦。一位团干部说：“团的工作就比人家事多，熬眼多”。焦裕禄笑着说：“年青力壮的时候不为党多做点事，将来老了，只怕想干也干不成了！”

　　1953年夏，焦裕禄同志任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一位在尉氏县工作过的团干来看他，老战友相逢，格外亲热。焦裕禄问：“这次到哪里去？”他说：“转业了，到省里待分配工作”。焦裕禄说：“是啊，团干部总要转业改行的。可咱们做过团的工作的人不能忘了青年，要永远把教育青年的任务担在肩上。”

　　四、工业战线上的红旗手

　　一九五三年，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道上迈出了矫健的步伐。这时，党从各个方面抽调大批优秀干部，派往工业战线。

　　焦裕禄怀着无限激情，抱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崇高理想，从农村工作岗位，来到了洛阳矿山机器厂。

　　解放前，焦裕禄只读过几年小学，文化低，科学知识更差，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崭新的、十分艰巨的课题。如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他想：单凭热情，不懂业务、技术，根本不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工厂党委深切体察到焦裕禄的心思，就派他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在学习和实习的过程中，他刻苦钻研。艰辛劳动，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时，他是优秀党员；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时，职工称他是：“最棒的车间主任；”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任调度科长时，大家热情地称他为、“政治科长”。最后终于由外行变内行，成为工业战线上的红旗手。

　　五、县委书记的榜样

　　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当时，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等自然灾害很严重，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很苦，......。焦裕禄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起县委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的斗志，掀起了挖河排涝、封闭沙丘、根治盐碱的除“三害”斗争高潮。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服“三害”，要把它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时，焦裕禄同志的肝病已相当严重，许多同志劝他不要下去，劝他在家里听汇报。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在兰考的原野上日夜奔波。追沙,他一直追到沙落地；查水，他又是查到水归槽。干旱季节，他亲自用舌头辨别盐碱的种类和土的含碱量。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焦裕禄同志不顾重病缠身，忍受着严重疾病的折磨，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坚持度过了一百二十多个白天和黑夜，跑了一百二十多个大队，跋涉五千余里，终于摸清了兰考“三害”的底细，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泻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幸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从而县委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规划。在这个规划上，焦裕禄同志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从此，一场群众性的除“三害”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除“三害”的斗争中，为了取得经验，焦裕禄同志亲自率领干部、群众进行了小面积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试验。然后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焦裕禄同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同干部、群众一起出力流汗。他给自己规定，把参加劳动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下乡时就地劳动；在机关值班时，临近劳动。不论在治理“三害”的土地上，还是在平时田间管理中，他走到哪里干到哪里。群众都把焦裕禄看成是“跟咱一样的庄户人。”

　　通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总结除“三害”的工作时，焦裕禄同志作了明确透彻的总结。治沙；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这是基本情况；有林就有粮，没林饿断肠，这是重要性；以林促农，以农养林，农林相依，密切配合，这是方针。造林防沙，百年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杆见影。三管齐下，效果良好。这是方法。治水：兰考地形复杂、坡洼相连，河系紊乱，这是客观情况；以排为主，排、罐、滞、涝、台、改兼施，这是方针；舍少救多，舍坏救好，充分协商，互为有利，上下游兼顾，不使水害搬家，这是政策；夏秋两季观察，冬春干燥治理，再观察再治理，观察治理相结合，这是方法。治碱：分清轻重，区别对待，这是方针；翻淤压碱，开沟淋碱，打埂躲碱，台田试种，引进耐碱作物，这是方法。这段精辟的总结，是焦裕禄同志斗争实践的产物，也是对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的真实写照。

　　六、贫下中农的帖心人

　　焦裕禄同志说：“新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不能明确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老干部长期不参加劳动思想就要起变化，要变颜色”。焦裕禄同志身体力行，无论工作多忙，总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经常开襟解怀，卷起裤腿和群众一起干活，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他经常和群众一起翻地、封沙丘、种泡桐、挖河渠......，就在县委决定他住院治疗的前几天，他还挥舞铁掀在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和群众一起劳动。因此，他经常要求下乡的干部一要带毛主席著作，二要带劳动工具和行李。

　　焦裕禄同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给他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上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焦裕禄还经常教育子女做脏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穿衣要朴素，生活要节俭。有一次，焦裕禄同志发现大儿子去看戏，问道：“戏票哪来的？”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收票叔叔没有收票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后来，他又专门起草了一个《干部十不准》的文件，规定任何干部不准特殊化。

　　这个“十不准”的通知，是一份既平常又不平常的通知。说它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时刻应该想到的，做到的起码准则；说它不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准则，都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有力批判。焦裕禄把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的委托，为革命掌权。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无私的崇高革命精神的表现。

　　焦裕禄同志就是这样，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心里想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

　　七、与病魔顽强斗争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同志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他开会、作报告，经常用右膝顶住肝部，不断用左手按住疼处。有时，用一个硬东西一头顶着椅子，一头顶住肝部。天长日久，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他从不把自已的病放在心里。他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侮你了。”组织上劝他住院治疗，他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开了药方，他嫌药贵，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让他服下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可当他发现别的同志有了病时，却总是关心备至。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在乡下患病，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患慢性疾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摧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同志想的总是别人，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三月。焦裕禄同志的肝病到了严重关头，兰考人民除“三害”的斗争也达到了高潮。他心潮汹涌澎湃，兰考人民抗灾斗争的情景一幕幕映现在眼前，他从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实干精神中，预见到兰考美好的未来。他满腔热情地坐在桌前，想动手写一篇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文章，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班子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变，外地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文章只开了个头，肝病又严重发作了，病魔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党组织决定送他到外地治疗。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除“三害”斗争。正象一个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的前几分钟，他还在认真地布置工作，要县委的同志们抓好抗灾斗争。

　　在医院里，焦裕禄同志以钢铁般的意志，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无论肝疼得多么厉害，从来都不让护士多照顾自己。

　　焦裕禄同志的病越来越严重，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里不治之症。送他去看病的赵文选同志，心里非常焦急，恳切的向医生说：“医生，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人民需要他，需要他呀！”

　　五月初，焦裕禄同志的肝病更加严重了。护士噙着眼泪给他注射止疼针，他感到自己的病已无法治疗，便摇摇手说：“我不需要了，省下来留给别的阶级兄弟吧！”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位普通的领导干部，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县委书记的榜样，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焦裕禄同志走完了他那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灿烂的一生，与世长辞了。终年四十二岁！

　　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

　　焦裕禄同志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念念不忘党的工作，表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八、挥泪继承壮士志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病逝了.焦裕禄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迫悼会上，一位农民泣不成声地说出了兰考人民的心里话：“俺的好书记，你是为俺兰考人民活活累死的呀！”“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这就是兰考人民最重要的誓言，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以更大的干劲，更多的汗水，努力改造着焦裕禄同志生前战斗过的兰考大地。

　　全县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实事求是、艰苦创业的精神，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精神，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忘我奉献的精神，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在党的领导和焦裕禄精神的鼓舞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决心彻底改变兰考面貌，在这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

　　“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焦裕禄同志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遗愿，正在兰考人民的继续奋斗中逐步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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