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西汉文学家，当时蜀郡成都(四川成都)人。他文笔很好，写了《子虚赋》，后来汉武帝看到了，非常喜欢，于是被升任中郎将。司马相如后来还出使过西南地区，对融洽中原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做出过贡献。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在辞赋方面，他的作品很有文采，还富有音乐感，为汉朝的辞赋形式树立了典范。

　　卓文君，汉代才女，西汉临邛(属今四川邛崃)人，与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爱情佳话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也有不少佳作流传后世。

　　有人认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之间是两情相悦的浪漫爱情;也有人认为是司马相如劫色劫财的骗局。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解读如下。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两情相悦。从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可以看出，卓王孙慕相如声名。将他与县令请到家做客，相如弹琴(以琴心挑逗文君)。卓文君偷听偷看，“心悦而好之”。便与相如私奔至成都。此记载应是两情相悦走到一起的情爱原型。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其故里为四川蓬安。《史记》说：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以赞为郎(用出资金方法得到“郎”的官职)”，可能都在蓬安，说明他在蓬安有相当殷实的家业。“郎”是战国、秦汉时帝王侍从官的通称。相如的具体职务是“武骑常侍”，《史记》“索隐”说：“秩(俸禄)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买得这样的官职花钱不会太少，说明相如家有极强经济实力。

　　《史记》载：“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相如在临邛是“舍都亭”(不住县令家);相如出行车骑可谓豪华气派，对文君侍者“重赐”可谓出手阔绰，所有这些似乎与“穷”联系不到一起。至于文君私奔到成都，有“家居徒四壁立”的记述。也不能说相如家穷，因为他在蓬安还有家。相如离成都去长安等地做官，成都的家无人居，自然是“徒四壁”;返甸成都自然还是“徒四壁”。

　　相如担任“武骑常侍”，侍奉皇帝打猎，格斗猛兽。必须保证皇帝的绝对安全。因此，相如应是相貌堂堂、魁梧有力、机智舅敢、动作灵敏、做事千练的人。相如去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他到卓王孙家赴宴，上百人。一坐尽倾”，可说明相如仪表非凡。“都”是美、漂亮的意思。相如不是一般的“都”。是“甚都”(非常美)。因此，当文君偷“窥”，便“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是说恐怕自己配不上(相如)。应该说，相如的俊美丰采征服了文君，使她为之心动、倾倒。文君是美是丑，《史记》《汉书》都未述及。连一般的漂亮都没说。《西京杂记》卷二说：“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美蓉，肌肤柔滑如脂。”或属粉饰之词，不可全信。

　　汉代倡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此时的相如孑然一身，随时可以娶妇成婚，应是许多名门望族小姐青睐的人选。这是新寡的卓文君喜欢相如的重要原因。

　　汉代婚制习俗制约了他们相爱。相如与文君两情相悦，就应谈婚论嫁，通过正式媒聘成婚;但是，卓文君其时“新寡”，是个寡妇，按汉代礼仪、风俗，这显然不成。《西京杂记》载“文君十七而寡”，如果她十五岁出嫁，结婚约2年成为寡妇。史籍未载她生子与否。看来没有生育。《札记·郊特牲》载：“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又载：“信，妇德也。壹之与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按照《札记》的规定，死去丈夫的妇人不能再嫁。西汉是礼教形成的重要时期。汉高祖(刘邦)登基后。命叔孙通制作礼法。汉武帝采纳博士董仲舒(前179～前10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西汉刘向(前77～前6)撰成《列女传》，用以进行妇教，宣传女德。《列女传·贞顺》有：“修道正进，避嫌远别，为必可信，终不更二……”，也说女子丧夫终身不能再嫁。《史记，货殖列传》载：“巴寡妇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汉书·货殖传》也载：“巴寡妇清……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寡妇清能遵守当时的礼制，守寡守业而显天下，俨然是一个贞妇的典型。

　　汉朝的礼制基本承袭秦制。班昭(约49～120)是《汉书》作者班固之妹，14岁嫁给曹世叔，丈夫早逝，班昭守寡，继父兄续作《汉书》的编修工作。《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载有班昭的《女诫》，其中有“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汪玢玲《中国婚姻史》说：“班昭自己的寡妇身份……如此安份，著书立说，与卓文君的私奔相如迥然不同，一切均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行事，自然备受皇家重视。推为女圣。”

　　县令应是相如与文君婚姻的撮合人。按照汉代的婚姻制度与婚俗，丧夫的文君不能“二适”(再嫁)，要服丧、守寡，至少要三年。新寡的文君要再嫁，只有采用“私奔”方式;而相如应是文君私奔所圈定的对象。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卓老太爷也是支持女儿私奔，重寻归宿的。可是，卓家却不能直接、正面接触相如，因此，县令王吉的搭桥与撮合便应运而生了。

　　临邛县令王吉与临邛首富卓王孙应过从甚密，是宴席嘉宾。关系之深应超过王吉与相如的关系。但要相如去娶文君，则首先要说服相如;其次也要让文君对相如的相貌与风度满意。此外。更重要的还须瞒住世人的耳目才行。王吉先是利用素与相如“相善”的关系，主动向相如发出邀请：“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按理说，王吉邀相如做客，安排在家居住最好。可是，相如是“舍都亭”，王吉是“日往朝相如”。县令朝见相如，一路车马喧喧。而“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王)吉愈益谨肃”。这些违背人情的举动，应是造势，能达到抬高相如声望的目的。

　　造势的结果是使临邛富人都知道“(县)令有贵客”，争相设宴请客结交。卓王孙请客就显得很自然了，可是“长卿称病不能往”。三十多岁，年富力强，有那么多病吗?这是在卖关子。结果是“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使上百赴宴者望眼欲穿。相如赴宴，姗姗来迟，却获得“一坐尽倾”的效果。这应是王吉导演的效果。

　　相如赴宴、王吉安排他弹琴，文君得到了“从户窥之”的机会，顿时“心悦而好之”。事件演变到这时，相如这个“私奔”对象，经文君亲眼审核。被最后确认。接下来就是“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文君深夜逃出家门。卓家的门卫却不知：相如带着文君驾着车队驰归成都、临邛城门竟畅通无阻。第二天清晨，卓王孙发现人去楼空，派轻骑追截，定可追回。可是，他没这么做。待私奔成为既成事实之后，“卓王孙大怒日：‘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意思是女儿违反礼教，该杀。只是“不忍杀”，而实行经济制裁。(是否私下资助?无人得知。)卓王孙大怒。应是瞒天过海策略的一部分：既为掩世人耳目，也为堵塞文君夫家的追责与诟病。

　　文君与相如私奔成都。居约两年。如果相如真穷，卓王孙真的“不分一钱”，实难生存。约两年后，时过境迁，舆论转淡。两人方到临邛，“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杂作”。仍然应属“做秀”，同时观察当地民众的反应。当反应不大时，“卓王孙不得已，分子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算是认可了两人的姻缘。曾要被怒杀的女儿，相隔两年就分钱百万，这里面的蹊跷，明眼人一看便知。我们可以设想，就文君而言，其父是赞同私奔的，私奔后的婚姻需要父亲的公开认可，需要社会的认可。她需要“合法性”，这对她的社会生存非常重要：就卓王孙而言，需要改变女儿“妾身未分明”的尴尬处境，需要恢复父女、母女的亲情关系，在日后相如升迁后可分享荣耀。因此。这是必须走的一步，只是应选择恰当的时机而已。

　　事实是“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文君)驰归成都”，是文君自愿，自己先跑到相如住处，再一起跑到成都的。相如没有“劫色”，更没有“劫财”。他与文君是两情两悦，私奔联姻，而且相爱相守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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