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第一功臣姚广孝：身披袈裟的和尚，又被称为出家人，这种人应当是远离尘世，不理纷争，潜心佛门，诵经修行，以成正果。可在中国，有些事情就是怪，佛门经常与官场搅和在一起。有的最高掌权者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偏要舍身事佛，如梁武帝萧衍。他迷信佛教，著佛书数百卷，大肆兴建寺庙，自己吃素食，断荤腥，绝女色，早晚都要到寺庙礼佛讲经，还几次入寺做和尚，急得大臣拿出四亿钱将其赎回，最后也未能修成正果，活活饿死。武则天也当过尼姑，后来从尼庵直接选入皇宫，但她的佛教情结始终未断，又将自己的姘夫安排到寺庙落脚，也不顾佛门戒色的清规戒律。朱元璋就是和尚出身一跃成为皇帝的，上行下效，明朝有些和尚也就特别热衷权势，如姚广孝。

　　姚广孝十四岁时便出家了，法名道衍。他本来应该远离红尘，去那深山古寺，伴着黄卷青灯，度过那诵经坐禅的冷寂生涯。可他偏偏是个极不安分的角色，热衷世务，追逐功名，周游于声色繁华之地，出入于王侯将相之家。

　　当时的明王朝处在一个极为敏感的历史时期。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在当上皇帝之后，有鉴于元朝强臣跋扈、皇室内部争夺激烈以致传国不久的教训，采取了两个对策。一是大肆杀戮功臣，免得这些人在他死后为非作歹。他晚年两兴大狱，被杀的文臣武将达三万余人，当年随他起事、立过殊勋的故旧几乎被诛杀殆尽。一是大肆封王建国，将他的儿子全都封到各地为王。他一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长子朱标被立为太子、另外两个儿子早死外，其他二十三个儿子，都有一个不小的封国。他们在自己的封国之内，有臣僚，有武卫，俨然是一个个小皇帝。朱元璋以为，待他死后，太子朱标继位，坐镇京师，居中统摄，其他众兄弟各守藩国，四方拱卫，朱氏的江山便可牢如铁桶，安如磐石了。哪知他精心培养的朱标却是个短命鬼，竟然先他而去。为了避免众多儿子由于觊觎大位而起纷争，朱元璋干脆撇开儿子一辈，而将朱标的长子、他的长孙朱允立为皇太孙。父死子继，他这么做也不能说没有根据，他以为这样一来儿子们当无话可说了，殊不知，这却种下了祸根。一场皇位之争在暗中酝酿着。

　　姚广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认识了朱棣。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由于上面三位兄长已死，他便排名最前。他生性坚毅沉雄，足智多谋，在打江山的年月，他立功最大，名望最高，还颇为朝野所推重，连朱元璋对他也另眼相看。立国以后他被封为燕王，朱元璋将消灭元朝残军、守卫北部边境的重任交给了他。

　　朱棣也听说过姚广孝的大名，见面时便打趣要同姚广孝对对联，他出了个上联：“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即冰字）”，这完全是文字游戏，姚广孝对的是：“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这话可就大有深意了。朱棣心领神会，便向他请教国事，姚广孝便直接向朱棣劝进，说：“大王骨相非凡，英武冠世，如今诸王各怀异心，皇太孙柔弱，愿大王善自珍重。如若大王能令老僧随同至燕，老僧一定奉送一顶白帽加于大王顶上。”

　　“王”字上面加一“白”，便是皇帝的“皇”字。朱棣即将他视为知己，将他携至北平，可他却又不愿做官，依然是身披袈裟，胸垂念珠，一副僧人打扮。朱棣也只好由他，便在王府旁边特地给他建了一座庆寿寺，从此他便成了王府的座上客、朱棣的心腹谋臣。

　　朱允炆登基后，辅佐大臣黄子澄、齐泰等提出要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削藩，而且动手很快，众多藩王被废黜为庶人，其中湘献王吓得自焚而死。朱棣不免惊恐，向姚广孝请教对策，姚广孝力主起兵夺权，一场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斗争至此拉开，史称“靖难之役”。这一仗打了三年，姚广孝虽然没有亲临前线，但战场大事，如是攻是守，是进是退，朱棣全都派人向他请教，他是朱棣主要的谋士。到了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朱棣大军进入南京，七月即皇帝位，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明成祖了，由于他年号为永乐，又称永乐皇帝。

　　至此，姚广孝所说的“戴白帽”终于应验。他自然也就成了朱棣的第一大功臣，被授以资善大夫、太子少师的官职，他那个“广孝”的名字，也是由朱棣此时赐给的。但朱棣同他谈话时，并不称他的名字，而是以“少师”的官衔相称，以示敬重。本来朱棣还命令他留发还家，他没有答应，平时还是居住在寺庙里，上朝时是官服官帽，退朝后依然一袭袈裟，终身保持着亦官亦僧的特殊身份。

　　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大批辅佐朱允炆的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铁铉等，在这场帝位的更迭中，由于始终忠心耿耿于朱允，最后都难逃一死。在这种皇权易手之际，臣下的选择实在是十分艰难的。这批人的命运，也正如本书书名所述—险象环生。

　　在这种改朝换代之际，处境最为尴尬的便是那些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君臣大义及伦理纲常为安身立命之本、出处行藏之则的臣下。拉旗造反的头儿们，如刘邦、杨坚、李渊、黄巢、赵匡胤、朱元璋、李自成等倒是无所顾忌，成者王侯败者寇，豁出命去赌一场。亡国之君们，如刘禅、孙皓、陈叔宝、李煜、赵佶、赵桓、朱由检等，更是别无他法，气数已尽，在劫难逃，只好拱手将江山让给别人，至于自己的生死存亡，节烈点的以身殉国，如朱由检，但几千年也只有他一人而已；其他人则是听天由命，完全将自己交由新主子安排。老百姓更是无所谓，自古以来，只有所谓“忠臣”，没听说有什么“忠民”，无论谁掌权，他们都是耕田种地，当差纳粮。掌权者管得松点，他们能吃上口饱饭，过上安生的日子，他们便是顺民；被掌权者逼得活不下去了，就揭竿而起，便成了乱民。唯独臣下，一个“忠”字，如同思想和精神的紧箍咒，牢牢地控制着他们。“一臣不事二主”，这是臣下必须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至于这个“主”是个什么样的，是昏是明，是残是暴，可以不必管他；而在这个“主”的统治之下，老百姓是死是活，更是无须放在心上。原来所谓的“忠”，只是忠于君，忠于上，而非忠于民，忠于下。如果那些被暴君压迫得活不下去的老百姓胆敢犯上作乱，臣下就得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扼杀。几千年来，几乎所有的臣下都是这样做的，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得到官方和正统史学的肯定、赞扬；如果有人对造反的百姓表示同情，甚至起而响应，那就是乱臣贼子，就会被官方和正统的史学所否定，遭到口诛笔伐。

　　但是，明朝的这场皇位之争有点例外。闹得不可开交的双方，原本是一家人，这可让臣下如何是好？方孝孺等人只承认既成事实，选择了维护旧主。当时做这种选择的，有一大批人，仅李贽在《续藏书》中以“逊国名臣”名目开列的，有名有姓的就有约两百人，尚有四百余人没有留下姓名；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株连而死的竟多达两千余人。因为一个孱弱的皇帝，竟然有那么多人付出了生命，也真令人惊心动魄！但也有些人做了另一种选择，即拥立新主，除姚广孝外，还有不少是明惠帝所倚重的大臣。当朱棣打到南京时，开门迎降的便是原来受命讨伐朱棣的大将军李景隆。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背叛，但《明史纪事本末》也没有将他列入奸臣名单。

　　同是一个时代的人，都堪称是当时的精英，身后之名都不差，但生前的遭遇却是天地之判，为什么呢？原来，即便在同一个时代，可供选择的人生道路也是千差万别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前面所说的，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只需要奴隶，不需要英雄，也是不准确的。任何时代，都可能既出英雄，也出竖子；既出大贤，也出大奸；既能得福，也会受祸。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人；同一个时代，也可以造就不同的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认识时代，如何去适应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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