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因何而死：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被曹操誉为有“巍巍之勋”的荀彧离世。关于他的死，袁宏《后汉纪》卷三十、陈寿《三国志》本传称其“以忧薨”，而裴注引《魏氏春秋》则记为“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范晔《后汉书·荀彧传》所载与《魏氏春秋》略同。尽管诸史对荀彧之死的记载不一，然而不论是认为他死于“忧”抑彧是认为他死于“药”，均是将荀彧之死看作他反对曹操晋爵魏公、加九锡的必然后果。荀彧自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背弃袁绍而投奔曹操，二十年间为曹操统一天下不遗余力，其兄弟子侄皆仕曹氏，又与曹操结为儿女亲家，可以说是曹操的核心成员，且深知曹操之为人，又何以在曹操即将走上人生顶峰、踌躇满志之时坚决反对，从而自陷于死地呢?
后世关于荀彧之死的论议，也大多承认荀彧忠心于汉室。然而，令论者难解的是，荀彧既忠心于汉，又何必辅佐曹操，这岂非自相矛盾吗?这引发了历代论者长时间的讨论。
《三国志·荀彧传》裴注中记载了所谓“世论”：“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世之论者”对荀彧之死持以“讥”的态度，认为荀彧一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魏倾汉，其晚年改节忠汉，盖出于愧疚之心。
裴松之为晋宋之际人，距荀彧之死已近二百年，所谓“世之论者”当指这一时期的议论者。魏晋南朝士族一脉相承，祖宗人物之论与家族地位甚为相关，尤其是在门第升降之时更是如此。颇疑此“世论”与晋宋之际的特殊政局有关。当时门阀政治的条件消失，旧有的家族格局处于变动之中，荀彧后裔荀伯子，多次上表追讼魏晋封爵排位旧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谤毁，彧延及祖祢”，还“常自衿荫籍之美”，对琅邪王弘说：“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宣明”即时为执政的陈郡谢晦。对于荀伯子的做法，“世人以此非之”。对荀彧之“讥”，彧许便是时人对荀伯子“深相谤毁、彧延及祖祢”的报复。
至唐代，杜牧《题荀文若传后》云：“荀文若为操画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弃关中、河内；官渡不令还许，比之楚、汉成皋。……及事就功毕，欲邀名于汉代，委身之道，可以为忠乎?”杜牧对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邀名”是荀彧立晚节的动机。司马光反驳此说不合人情：“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贬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
明清之际，王夫之从“天良未泯”的角度来解释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锡、晋爵魏公的行为。他说：“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侧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彧之失，在委身于操而多为之谋耳。”孙明君认为荀彧死于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从现实出发，认识到汉不可为，于是拥护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与旧王朝藕断丝连，所以荀彧死于困惑与矛盾。此论从个人心态出发，对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较古人责以君臣之义，但仍可看作是王夫之观点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延续。
以上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对乱世时不得已的选择，而且无论是对“苍生”还是对“汉室”，均为一种相对有利的选择。与第一类看法相比，第二类看法带有“理解之同情”的色彩，也更显深刻。其实，无论是前一类看法，还是后一类看法，讨论的视线均聚焦于荀彧个人的心境、志向、谋略上，如此讨论，只会将荀彧之死的意义局限在他个体生命的意义上。荀彧之死并非孤立的现象，它在当时、乃至后世所引发如此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就说明荀彧之死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是时代精神之境遇的象征。因而，对荀彧之死的理解，必须放在汉末士大夫之整体动向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中，如此方能看到荀彧之死所隐喻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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