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四句话遗嘱何以传世百年:曾国藩后代名人

  晚清重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官场楷模”。他力挽狂澜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在“同光中兴”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氏家族更是历史上数得着的侯门望族,一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败家子”,曾国藩继承发扬儒家教育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清史稿·曾国藩传》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大师”,事业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说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散步,他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忽然,他连呼“脚麻”,倒在儿子身上,瞬时已不能说话了。临危之际,他抬手指了指桌子上早已写好的遗嘱,大意如下:

  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十分惶恐惭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人假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在内专一纯净,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敬中产生的。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敬纵则越来越懒惰,都是自然的征兆验效。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三是追求仁爱则人高兴。一般的人生下来,都得到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体,我和民间万物根本是同出一源的。如果只知道谋求私利,而对百姓不知道宽仁,对万物不知道爱护,这是和同出一源道理相违背的。至于高官厚禄,高居在百姓之上,就有拯救百姓于水火、饥饿之中的责任。读书学习,粗浅地知道了大义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人有不高高兴兴地归附的吗?

  四是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鬼神也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倘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劳,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却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这样怎么能长久呢?古代的圣君贤相,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殚心竭虑,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长见识。为天下人考虑,一定要使自己饥饿,自己陷于水火之中,把民贼强盗不被擒获视为自己的过失。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有利于天下,都是极俭朴以修身、极勤劳以救百姓的实例。所以勤劳能使人长寿,安逸能使人夭亡;勤勉则人尽其才,安逸则无能而被人抛弃;勤能够广济百姓,而神灵敬仰,安逸对人无好处,鬼神也不羡慕。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的遗嘱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子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钻研数学;孙子曾广钧中进士后,终老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曾氏后代子孙没有一个加入到行伍之列,甚至也极少有人出仕。曾家后裔恪遵先祖遗言,远离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政界、军界,洁身自好,大隐于世,实现了曾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遗愿,倘若曾国藩九泉有知,也定会捻须颔首微笑的。

  曾国藩后代

  曾国藩夫妇与他们的儿子

  曾国藩7岁在父亲身边发蒙读书,至20岁才离家外出求学。他先后换了几个老师,惟与一位欧阳老师合作得好。后来,欧阳老师见曾国藩聪明好学,而且推算曾的“八字”运程不错,便有心当“月老”,给曾介绍了一个姓周的大富户家的女儿。周家起初满口答应,并选择吉日填庚,曾家也非常欢喜,积极筹办聘礼与酒宴。谁知到了双方商定填庚的吉日,曾家的客人陆续赶来,周家的贵宾却迟迟未到。当媒人的欧阳老师急了,忙打发人去周家催请。哪知过了半个时辰,派去的人回来说:“周家的老爷、夫人与小姐商量,认为两家门户不当,男的又无功名,周小姐不肯定亲,决定废约。”这下把曾家上下的人都急坏了,酒办了,客来了,怎么圆场呢?欧阳老师已是骑虎难下,只好移花接木,找着曾国藩父子商议:“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没别的办法,如若你们不嫌鄙人门第低微,家境清贫,我家倒有小女,粗识文墨,又工女红,只是相貌丑点(曾患天花,脸上有麻点),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两家结为秦晋如何?”欧阳老师的女儿,就这样成了后来曾国藩的欧阳夫人。

  曾国藩夫妇一共生了3个儿子,长子纪弟,两岁就夭折了,以后生的纪泽、纪鸿,均长大成人。曾国藩对儿子的教育是下了功夫的。曾一再表示“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为了儿子读书明理,他规定儿子每天必须做四件事:看、读、写、作。“看、读”要5页纸以上,“写”要写字100个,“作”要逢三逢八日作一文一诗。尽管父子间经常相隔千里之遥,他总是抓紧一切空隙不厌其详写回家,细心指点。这种指点,很少摆出老子的资格,而是像朋友那样推心置腹,像老师那样循循善诱。他常用自己的得失启迪儿子,还要求儿子不要光学中国的经、史、子、集,天文算学,还要学外国知识,尽可能掌握更多的知识,这也是当时一般守旧昏庸的“封建脑瓜”所难能的。

  曾纪泽正是在父亲的引导下,不但中国的诗文书画均有造诣,对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及语言文学,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曾写过《几何原本序》、《文法举稿序》、《西学述略序》等文章,对当时传播西方科学起过一定的作用。他还自学多国文字,通晓英文,后来成为清朝著名的外交家,做过出使英、法、德、俄4国的钦差大臣。后任驻俄公使,与俄国人力争,终于废弃了清朝政府吏部左侍郎崇厚与俄国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于1881年2月24日,重新与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除收复了伊犁9城长600里,宽200里的土地外,还夺回了崇厚条约中被割去的伊犁南部长400里,宽200余里的特克斯河口南的广大地区,废除了沙俄在新疆一带的许多特权,挽回了部分领土主权。这在日益腐败的清王朝里,是惟一的一次外交胜利。

  曾纪鸿比曾纪泽小9岁,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他父亲刚刚受封侯爵,16岁的他正好去长沙参加乡试。当时,政治腐败,科举考试盛行递条子,开后门。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的七月初七日写信给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又怕儿子去活动,又于七月二十四日去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这次乡试,纪鸿榜上无名,以后多次应试,仅得一个“胜录附贡生”。难得的是,纪鸿始终未送过条子,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在特权盛行的封建官场,实在难能可贵。

  曾纪鸿后来自学成才,著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数学专著传世。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可惜英年早逝,仅33岁。

  曾国藩的第四代孙

  曾国藩直系第四代孙共15人。依照惯例,族谱不上自家女子名字,而在此谱上,属曾国藩第四代孙的,却上了两个女子的名字——宝荪、宝菡,前面均冠有“贞女”二字,那是“终生不嫁”的意思。这15人中,除昭润、昭揆20岁早逝、昭榕于24岁早逝外,其余12人均取得了高等学校的学历,各有专长。宝荪、昭檆(曾约农)还留学英国,昭权、昭桓还留学美国。曾宝荪、曾约农是同辈中年纪最大的,同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英国留学后,姐弟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1946年春,湖南克强学院建成,曾约农受命为院长,曾宝荪则重建“艺芳”女校。解放前夕,两人经香港去了台湾,曾宝荪继续任“国大代表”,1978年7月病故,时年86岁;曾约农任台湾大学教授,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1987年12月病故,时年95岁。其他兄弟姊妹,昭桦于1949年在香港乘飞机撞山身亡,年仅43岁;昭柯去了美国,1992年病故,终年74岁,昭权、昭棉、昭谏与宝菡都留在大陆,除宝菡行医,其他都在文化教育界。昭权曾任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文革”时死于武汉,昭棉在湖南广播电视厅任职,已退休;昭谏也已退休,现住在北京。

  曾国藩兄弟的后代

  曾国藩一共有4个弟弟:老二曾国潢,老三曾国华(过继给他叔父曾高轩为子),老四曾国荃,老五曾国葆。这4兄弟共有6个儿子,14个孙子,41个曾孙,第五、六代遍布海内外,就无法统计了。这四房的后代中,也出了不少才华卓著颇有影响的人物,这里仅介绍其中的4位:

  曾广植是曾国华的孙子,1948年赴美留学深造,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帕都大学攻研有机化学。1956年,他响应祖国号召欲回祖国服务,被美国移民局非法关进精神病院,折磨迫害达14个月之久,但他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毫不动摇,美国移民局只得宣布将他“驱逐出境”,终于在1957年7月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祖国。回国后,他担任中科院上海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他领导的科研小组发明的甜味剂(无毒糖精)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此项成果已在美国应用,并获得专利权。

  曾昭抡是曾国潢的曾孙,1920年公费赴美留学,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工专业,1926年毕业,获化工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不顾学校挽留,毅然回国服务,致力化工科研,先后在中大、北大任化学教授,并任化工系、化学系主任。创办《中国化学会会志》,任总编辑达20年之久。还担任《科学》、《化学》、《化学工程》等杂志编委,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论文,引起了科学界的瞩目。1946年再渡重洋,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47年赴欧洲讲学,1948年在香港报界工作。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总理电邀他回国参加政协会议,他欣然赴会,并在新中国先后任北大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部副部长兼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长、全国高分子委员会主任等职,成绩卓著,著述甚丰。不幸于1957年错划为“右派”,1967年12月在武汉大学含冤去世。直到1981年才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曾宪植是曾国荃的玄孙女,很早投身革命,解放后长期在全国妇联工作,担任过全国妇联的副主任等职。她曾是叶剑英元帅的夫人,与叶帅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叶新平。那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因两人工作都很忙,儿子便交给了住在湖南老家的曾宪植的父亲曾镇渭代为抚养,同来的还有叶帅与前妻的儿子叶选平。两兄弟都在曾家长大,上学,叶帅也曾多次来过曾家看望儿子。叶选平离开曾家较早,叶新平直到解放初,叶帅在广州工作,曾镇渭电告叶帅,才由叶帅接去。叶新平后来在国防部工作,“文革”时备受迫害,右手被打断,现在左手写字,书法亦精。

  曾国荃还有一位玄孙叫曾厚熙,自幼喜爱绘画,其父曾昭平曾让他师从一位姓彭的国画家,得益良多。1948年8月,他从长沙去九龙,最后定居香港。1950年,他先后在香港、澳门、新加坡、印尼等地举办画展,得到港澳同胞与海外侨胞的好评。不久,他荣任华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后来,他与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去巴西、法国举办画展,足迹涉及欧、美、亚、非、大洋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伊朗、约旦、法国曾书赠了荣誉状,并被联合国聘为文教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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