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1911年清帝国的出轨颠覆，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包括革命党人。真正准确地预言了这场雪崩的，只有一位矮小的日本人，伊藤博文。1909年伊藤向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宣称：三年之内，中国将爆发革命。以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为标志，伊藤博文的预测误差只有2个月。
更为重要的是，伊藤博文同样精确地预测了这场政治雪崩的真正根源：“各省咨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日本首相桂太郎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清帝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
半年后，伊藤博文到访哈尔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他告诫大清官员，“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力，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帝国出轨的导火线，就是当时的支柱产业铁路的失控。
一向对民营资本很不放心的大清政府，在铁路建设上表现了罕见的宽容。在1898年11月矿务铁路总局颁布的《矿务铁路章程》中，就旗帜鲜明地为民营资本保驾护航。1903年，更是明确宣布对民营铁路公司“不另派监督、总办等员，以防弊窦”，同时还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在立法上将保护措施落实下来。到1910年全国已成立了17家商办铁路公司，热火朝天。
但是，民营资本其实也没有钱，各地政府便纷纷出台扶持政策，强行上马铁路项目。以川汉铁路公司为代表，不少民营铁路公司都得到了特殊政策，就是向农民强行摊派征收以“租股”为名的资本金。四川几年间就筹集了700多万两铁路建设资金，其中大多数来自平民小股东。这些连“铁路”及“股票”概念都不清楚的农民们，据说有7000万之众。
此类高管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且把持地方议会，“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导致公司内部之腐败与混乱，丝毫也不亚于国有企业，反而因为老“公”(公家)缺位而更为缺少监督和制约。17家民营铁路公司，家家都是乌烟瘴气，丑闻迭出。
川路公司，几乎将当时民营企业的所有问题都集于一身，而一个小小的经理人居然动用了已筹股本的一半即300万两，在上海炒股和放贷，并且基本都脱离了任何监控体系的视线。1910年，持续三年麻辣火爆的上海股市彻底崩盘，300万两全部泡进了黄浦江。
此时，一个解套的机会到来了：铁路国有政策，全面收购商股，以便重新推进被这些伪民营公司大大耽误了的铁路建设进程。川路公司借机要求中央为其违规炒股的300万两损失埋单，遭到拒绝后，随即通过群众运动给政府施加压力。
川路公司高管借助其政治地位，不仅阻挠地方政府贯彻各种惠农文件，并且号召罢工、罢市和罢课，群体性事件遍布全川，哥老会等帮会势力与同盟会等革命组织相结合，乘乱而起，爆发了流血冲突，四川局势迅速糜烂。最后，湖北驻军奉命入川，武昌空虚，引爆了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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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Ito Hirobumi)(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日本长州藩士出身。父亲是一个普通武士的养子，他在德川幕府衰落，国家政治腐败和西方影响扩大的时代成长。
青年时即参加“尊王攘夷”运动。结识了一大批重要人物，木户孝允是他当时最有影响的良师益友。1863年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与高杉晋作等积极从事倒幕运动。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任外国事务局判事，1871-1873年随岩仓使团访问欧洲，以后历任大藏少辅、民政部少辅、工部大辅、工部卿等职。1878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杀后继任内务卿。1882—1883年赴普鲁士研究宪法，归国后致力于订定日本宪法，并订定华族制度、内阁制度、皇室典范，设立枢密院等。1885年起四任日本首相。1888年起三任枢密院议长，1889年国会组成，又任贵族院议长。1893年与英国达成协议，取消英国人在日本的治外法权，1894年派兵战败了中国，这两个重大政治事件表明在东方民族中日本首先获得现代化成功。1898年9月曾来中国，维新派欲请其赞助新政，戊戌政变猝发离去。1900年组织立宪政友会，自任总裁。
日俄战争后任特派大使，与朝鲜签订《日韩协约》，任第一任韩国统监，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尽管他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但他即未能博得朝鲜人的信赖，也未能阻止日本其他领导人吞并朝鲜的野心。1909年10月26日在中国东北最大城市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死，死后国葬。他最大的贡献是草拟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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