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血脉家族中，最荣耀，同时也最悲惨的，莫过于历朝的皇室家族，开国之际，鸡犬升天;亡国之日，如鸟兽散。能够同时拥有人间极致的富贵，以及极致的凄凉，能够既上过天堂，又进了地狱，能够演绎人世间最大悲喜剧的，就是皇室。

　　明代，朱姓是皇姓，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们便成了有明一代最荣耀的家族。很久以来，我们对皇室的研究不受主流人文思想的重视，我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民间，当然是好的，但同时，千万不要顾此失彼，甚至是故意地选择性“遗忘”。对于皇室的批判，我不必多言了。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抹杀的是，在封建社会，皇室除了是权力核心之外，也是教育和文化的核心。从明散曲中，我们看到有不少的曲词就是皇室成员所填写，这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皇家的人文思想，打开了一个别具特色的窗口。

　　有菩萨心的王爷

　　先看朱有燉，他是朱元璋的孙子，父亲周定王朱榡的长子，他生于1379年，亡于1439年，号诚斋，别号全阳子、老狂生等等。父亲逝世后，世袭周王爵位，谥号为“宪”，后人便称他为“周宪王”。

　　这位朱家的皇孙，堂堂的藩王，最大的特点是多才多艺，精通音律，他一生写了31种杂剧，著有2部散曲集，以及较多的诗文。他有一颗菩萨心，对社会和生活有着特别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他的藩王贵族把诗词曲赋当作消遣而已，而他则在自己的散曲创作里，投入了自己巨大的人文关怀。

　　青年男子容易被美色诱惑，在500年前的明代，嫖妓宿夜比较普遍，特别是富家子弟，沉湎于花街柳巷，甚至把嫖宿的鱼水之欢，称之为至真至性。

　　朱有燉在《戒漂荡》这首曲里，就劝告沉湎于鱼水欢场里的年轻人，戒漂荡，回归生活。别说什么风情无边，更不是什么风流倜傥，嫖宿之情就像风中的柳絮一样虚无缥缈，就如同眼睛瞳仁里的花一样不切实际。嫖客与娼妓的情分，都是些虚情假意，逢场作戏，年轻男子千万不要被迷惑，从而荒废了自己的青春。

　　最后，朱有燉做了一个比喻，纸包的汤瓶根本不能用来煮茶，火一烧，纸焚，水洒。他用纸瓶来比喻娼妓与嫖客之间所谓的“你情我爱”，如果，真的信以为真，就像用火去煨烧纸做的汤瓶一样，越投入，就会越愚蠢;越痴情，就会越受伤!“休等叫街时罢”，此句说青年人沉溺于风月场所，花费自然极大，如果痴迷不悟，早晚会耗尽家财，沦落至沿街乞讨。所以，朱有燉劝他们早日醒悟，别等家财散尽、流落街头才悔悟，否则那时一切都晚了。

　　朱有燉不但劝诫风月场里的浪荡子，还抱着关爱的态度，劝诫风尘歌妓，劝她们尽快从良，开始正常的人生。

　　歌妓者，似乎遭万人唾弃，但是朱有燉则不同，他尊重歌妓的人格尊严，他没有嘲讽，也没有谩骂，而是“劝”，而且设身处地为她着想，帮助她分析现实。他以平等和亲切的态度，对待一个歌妓，这对于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室藩王来说，是极其罕见的。

　　作者对歌妓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规劝歌妓从良，有一个稳当当的前程，趁着自己年轻貌美，赶快找个情投意合的人，不然真是一个蠢蛋了!

　　朱有燉的《代人劝歌者从良》，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对妓女的平等态度，还有对她们的现实和未来的关怀。他没有歧视她们，没有贬损她们，而是细心劝说，不厌其烦。朱有燉能够跨越巨大的身份鸿沟，能够克服不平等的社会偏见，他的这种对妓女的人文关怀的态度，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非常少见的。

　　朱有燉身为皇孙，根正苗红，又贵为藩王，坐拥荣华，但是，他对世间百态、人情冷暖，还是体察得极其深刻的。他的《戒漂荡》和《代人劝歌者从》都通俗好懂，而且劝谕的功能很大，所以在坊间广为传唱，家喻户晓。对于那些迷途男女，这些曲子的确能起到振聋发聩之作用。

　　能说单口相声的王子

　　朱有燉在明代帝王家族里，应该算是艺术才华最好的一位皇室成员，他的剧本音律谐调，歌舞很多，适合上演，所以流传一时。当时有诗云：“唱彻宪王新乐府，不知明月下樊楼。”明代的皇室，不仅有朱有燉这样的艺术家，还出了很多幽默诙谐之士，比如，有名的布衣王子朱载堉，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郑藩第六代世子。

　　朱载堉深受父亲郑恭王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日常生活里布衣蔬食，能书能文，且聪颖好学，非常尊重读书人。朱载堉不平庸、不死板，而是非常幽默诙谐。

　　相声大师马季、赵炎曾经合说过一段相声叫《吹牛》，彼此吹自己的身高，赵炎说自己高，飞机得从他腰处飞。马季不服，说卫星得从他的脚底下过。赵炎又说，自己头顶蓝天脚踩大地。的确这没法再高了，可是，马季最后说，自己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赵炎问，你的脸呢?马季回答，我们吹牛的人都不要脸啦!一想起马季的这些绝妙的包袱，就不由自主地笑，而朱载堉的《说大话》堪称明朝版的《吹牛》，这首曲，也很像一个单口段子。

　　一个朱有燉，一个朱载堉，一个是伟大的人文艺术家，一个是伟大的幽默家，他们都是皇族中的佼佼者。此外，还有一位皇室子弟，他对父亲的感情之深厚，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就是朱厚熜，即大名鼎鼎的明朝嘉靖皇帝。

　　最爱父亲的皇帝

　　明正德十六年四月，明武宗朱厚照病死。朱厚照没有儿子﹐便根据封建皇朝“兄终弟及”的祖训，由他的堂弟﹑兴献王朱佑杬之子朱厚熜承袭皇位，是为嘉靖皇帝。

　　历史上兄终弟及的例子有不少，之后一般都是新皇帝奉自己的哥哥(先皇帝)为“皇考”，而自己的生父则进不了太庙祭祀。也就是说以后，作为国家祭祀的时候，新皇帝拜祭的是自己的哥哥，而不是自己的生父，这就是皇统和家统的区别。这种区别对待，虽然让当事人感到别扭，但是，千百年来倒也约定俗成，没有引起什么异议。

　　唯独到了年轻的嘉靖皇帝的时候，情况有了变化。朱厚熜突然冒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想认自己的生父朱佑杬为“皇考”，以让自己的爸爸名正言顺地进入太庙，接受自己的祭祀。说白了，他就是想用自己的家统来取代皇统。

　　朱厚熜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朱佑杬为“皇考”，一切都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来对待。大臣们一听，头都炸了，新继位的小皇帝竟然要平添出来一个皇帝，在武宗和自己的皇统顺序中，硬生生地造出一个新的“皇帝”，而这个“皇帝”却一天皇帝也没当过，这让众多大臣感到荒谬至极，自然激起了朝野上下猛烈的反对。

　　可是，朱厚熜并不死心，他连续召开御前会议，议题很简单，就是要给自己的爸爸一个名分。当时朝中的权臣杨廷和父子以及许多大臣都坚决反对朱厚熜的天真想法，不同意把朱厚熜的爸爸加入明代的皇帝序列。纷争越来越激烈，最后终于爆发了“左顺门事件”。

　　嘉靖三年7月15日，吏部左侍朗何孟春与杨廷和之子﹑翰林杨慎集合朝中官员共二百余人，自辰至午，跪于左顺门前，逼请嘉靖皇帝改变自己的想法。不仅如此，杨慎等一百多人还在左顺门前放声大哭，声动北京城。

　　朱厚熜看满朝大臣都反对自己的想法，但为了给自己的爸爸一个公正的待遇，他在这一天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为了爸爸，他和大臣们开战了!他愤然下令逮捕134位大臣下狱，剩下84人待罪。7月16日，左顺门事件中的180名大臣被施加杖刑，编修王相等18人被杖死。古往今来，为了给自己的爸爸一个名分，和大臣们打得不可开交、头破血流的，这样的皇帝恐怕只有嘉靖皇帝一个人了。

　　左顺门事件结束两个月后，嘉靖皇帝诏令全国，定其父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称孝宗为“皇伯考”。也就是向大明全体子民明示，自己是皇帝，那么自己的爸爸才是先皇帝，而明武宗是自己的叔叔。嘉靖十七年9月，他又尊自己的爸爸朱佑杬为睿宗皇帝，祔于太庙。并改其陵墓之名为显陵。由此，朱厚熜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明代皇帝序列中，生生地“制造”了一个“睿宗”朱佑杬。

　　这个明睿宗，历史上没有，史书帝王序表中也没有，历史学家更不承认，他只存在于朱厚熜的一颗孝心里面!从嘉靖即位之初的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开始，到嘉靖十七年(1538)睿宗名号确定，朱厚熜用了整整17年!这17年中，朱厚熜费了无数周折，忍受了许多痛苦，但他的孝心一刻也不曾动摇，每时每刻都在燃烧，烧了17年!

　　可以说，朱厚熜是最爱爸爸的封建皇帝。他和朱有燉、朱载堉一样，使我们认识到了封建皇室文化的一个个新鲜的面孔，他们才华横溢，他们至真至性，充满魅力。最难得的是，一种纯粹的亲情可以超越最高贵的政治秩序，最终实现父子之情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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