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文化的先哲是很重视吃的。孔子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老子则说“圣人为腹不为目”：这就是说，圣人只是为了吃饱肚子，而不去关注五彩缤纷的世界。老子这种将“吃饱饭”看成是人生目的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话语系统。在中国，干工作与挣饭吃经常可以划等号，如说“靠打猎吃饭”、“靠种田吃饭”，甚至文人也会说“靠卖文吃饭”。工作好与吃饱饭一致，换工作叫做跳槽，工作干不成了说是丢了饭碗。工头吓唬工人最妙的言辞，就是“不好好干，我砸了你的饭碗”!
进食之点为口，所以在汉语中，口比其他器官都重要，甚至可以成为人的代名词。说“你家有多少口”，无人误解，而说“你家有多少眼”，则会令人发笑。当然，人有双眼，不如一张口好统计，但鼻子却是一个，又有谁说“你家有多少鼻子”的?此外，如人口、养家糊口等等，都是以口代人，并不专指嘴巴。“头”有时候不服气，想与“口”抗衡，如说人头、人头税，亦可代替整个“人”。但总的来看，在与“口”的较量中，“头”还是失败了。中国人宁愿将“头”赠给猪、牛，也要留住“口”。说你家有几头猪、几头牛可以，但说你家有几头人，你肯定以为对方在骂你。中国有句天人合一的妙语：“天上一颗星，地上一口丁。”
将吃上升为文化，就是说中国的吃不单指入食充饥。而具有普泛的文化指称。说这人受欢迎，就说吃香;不受欢迎，就说不吃香或吃不开。说这人受得了，就说吃得消;受不了而想拒绝，就说不吃这一套。总之，在中国似乎什么都可以“吃”，信宗教可以说成吃教，打官司可以说成吃官司……不一而足。“食色、性也”，但是，中国人对性也经常做食的处理。说某某女士“有味”，也就是“好吃”。一个没有出息的丑男人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子，说成是“好一块肥肉，落到狗嘴里”。漂亮女子的妩媚动人，叫做“秀色可餐”。
中国的伦理关系中，吃也大行其道。中国人有一个父母、姊妹、朋友推展开去的关系网，网内的人俗称熟人，网外的人叫作生人。生人自然是不会让你吃的，但在熟人面前就可以开口。吃着吃着吃出味道来，就可以议论熟人的人品了。“品”字由三个“口”组成，表示经常吃才会品出味道来。一般来说;吃别人多而不让别人吃，谓之人品坏;吃别人少而让别人吃得多，谓之人品好;平等互吃者则为不好不坏的常人。所以，在中国要想做个好人，就要少向别人开口，而一旦别人开口，就要无私奉献。不过，老子有一句深奥的哲理名言，叫做“反者道之动”。一味吃别人而不让别人吃，会被看成品德败坏而受到社会的唾弃;反之，人若拥有了人品好的名声，社会就会主动让他多吃几口，获利亦不薄。于是，中国的聪明人就学会了一种吃的技巧“将欲得之，必固予之。”你先让别人吃几口，给他点甜头，然后才有可能多吃他几口。“吃文化”在人际关系上的表现还潜藏着一种平均意识，就是谁肥吃谁，所以历次农民造反都有“吃大户”的均贫富行动。
中国的美学与吃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审美属高级的精神活动，西方人一般都认为审美感官为高级感官，为眼睛(绘画、小说、建筑、书法等)和耳朵(音乐、歌曲等)所独占。但在崇尚吃的中国，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味觉美学”。美之为词，本来就来自“羊大”，意即好吃。因此，中国对于文人高雅的精神产品，照吃不误。若是理解了作品，叫做吃透了，不太理解叫做还没吃透;若是太高雅而一般人看不懂的作品，就说太难啃、啃不动。说一个人求知欲强，就说他如饥似渴地啃书本。直至今日，人们仍将文化与餐饮相联系，谓之“文化快餐”。而古代的作品节奏缓慢，更需要细嚼慢咽。于是，对作品的吃就被品所取代。中国文论注重作品的“诗味”、“韵味”、“滋味”，就是欣赏者在不断地细嚼作品之后品出来的。所谓好作品，就是要耐嚼，能够使人“回味无穷”。所谓《诗品》，就是对不同诗人的作品品味之后，定下一品、二品、上品、下品……的等级，以示味道的好坏。
餐饮与文化的联系，中餐与西餐的差异，已有不少人在研究了。说中餐是和合的，西餐是分裂的;中餐符合辩证法，西餐则是片面孤立的。言外之意，中餐足以代表中国文化。毫无疑问，吃在中国文化的结构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中国，“天”是至高无上的概念，但中国还有一句俗语，叫做“民以食为天”。如果食可以为天，那么饭店也可以看成是准教堂。事实上，中国的饭店确有教堂的部份职能：给孤独的人以情感上的慰藉，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与哥们儿在饭店里吃一顿，还有什么孤独可言?与别人有了隔阂，只要在馆子里喝一壶，矛盾就会化解。而且中国的饭店还具有西方的教堂所没有的职能，就是能将办不成的事办成。几个人那么一坐，茅台酒那么一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林语堂有一个传遍世界的“大幽默”，说世界大同的理想，就是住在英国的乡间，屋里有美国的水电设备，有日本的太太，法国的情妇，还要有一个中国的厨子。这个玩笑也许开得太荒诞，但也表明在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心目中，烹饪艺术在中国特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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