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又逢甲午。120年前的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的结果使中日两国自此国运殊途，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到了亡国灭种边缘。甲午年，成了中国的命运转折之年。甲午战争，民之痛、国之殇，以史为鉴知兴替。120年后的甲午年，威武习总曾经两次提到提到“甲午”。一次是今年2月18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忆“甲午剜心之痛”： “今年是甲午年。

　　120年前的甲午，中华民族国力孱弱，导致台湾被外族侵占。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给两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一次是今年6月9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说道：“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回首我国近代史，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习近平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

　　那么，你可知道中日的恩怨需要追溯到1400余年前的官员663年，当时的强盛唐朝，在白江口之战(英语：Battle of Baekgang，日语：白村江の戦い，朝鲜语：)，以少胜多击败了日本，使得小日本千年之内未敢在于中国叫板。下面小编就和大家说说这次战争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影响。

　　公元660年(唐高宗显庆五年)之前，朝鲜半岛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史称朝鲜三国。三国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一会儿是友，一会儿是敌。新罗最初与高句丽结盟以对付百济和倭(即小日本)。随着高句丽的南下，新罗开始与百济结盟对付高句丽。新罗从百济手中夺到被高句丽霸占的汉江流域后，疆土抵达黄海开始与中国唐朝结盟对付百济和高句丽。

　　公元643年(唐太宗贞观十七年)，新罗传书说百济联合高句丽攻打新罗，请求唐朝援助。645年(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乘高句丽国内政变之机，亲率十万大军进击，但没能攻下高句丽。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并没有停止进攻新罗，相反又连夺十数城。这时，唐太宗病故。唐遂从高句丽撤兵。唐高宗即位后，接到新罗的急报，并未出兵，而是遵循唐太宗旧例，赠百济国王玺书，令其退还所夺新罗城池。百济见唐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因而置唐高宗玺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655年，再夺新罗三十余城，新罗告急。在金仁问的协调下，唐朝与新罗最终达成协议共同攻打百济。这样唐朝就可以联合新罗从南北两面共同攻打高句丽。于是唐高宗决意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十三万出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苏定方大军从成山(今山东荣城)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新罗武烈王闻讯既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当年七月，百济为唐、新联军所灭。苏定方留郎将刘仁愿等驻守百济王城，自押俘虏回国。

　　百济既亡，但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军。同时，鬼室福信为迎回以前赴倭国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谴使去日本，同时向倭国乞师求援，并献上战争中俘虏的唐军百余人，倭王将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今本州中部的歧埠地区)。后来日本将元日战争中的俘虏都称为“唐人”，即源于此。

　　百济覆灭，对倭国的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齐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倭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倭王齐明帝随军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于朝仓宫，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称制，是谓天智帝。齐明帝之死，并没有动摇倭国出兵百济的决心。八月，另派阿云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统帅全军开赴百济。九月，新倭王天智帝派狭井槟榔等率军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至百济境，鬼室福信等前来迎入周留城，即王位。

　　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后，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高句丽与鬼室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鬼室福信率军曾一度围困刘仁愿军于百济王城，但遭刘仁轨与新罗军夹击，被迫撤军，遂解围城之危。高句丽惟恐鬼室福信兵败，使本国遭南北夹击，因而也谴使于公元662年三月赴倭乞师，敦促倭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决心参战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军立刻投入战斗。公元662年六月，倭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二万七千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

　　这时的战争形势已非常微妙，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军的介入，战争形势已经转向倭军和百济军方面了。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的还未遭到败绩，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但是不久，百济发生聚变，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不容于百济王扶余丰，以谋反之罪被杀，百济国人心思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的削弱。

　　公元663年八月初，倭国援军4万余人将至，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五千余人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锦江口)迎接。白江口系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白村江的入海口。周留城则有百济王子及倭军联合守卫。这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援军与刘仁轨会师后，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刘仁愿、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七千余人和新罗海军五千余人从熊津进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夹击周留城。八月十三日，刘仁愿所部进逼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则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尽管有倭军相助，但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续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势险要，为周留之扼口，将军克死用兵，唐军围攻三旬依旧不曾攻克，周留城因此得以保全。在刘仁愿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企图朔江北上进逼该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倭国海军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百七十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

　　公元663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军的指挥员慌忙下令战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倭军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竟然认为将智兵勇，唐军见之，必然自动退去，于是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唐军的埋伏圈。唐军统帅见倭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倭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见，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新唐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

　　唐海军白江口大捷的消息传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倭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百济境内倭军集结于以礼城，于九月十九日撤回本国。唐倭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打击。请记住白江口之战以下数据和结果：

　　地点：白江口;结果：唐、新罗联军胜利;

　　参战方与兵力：唐朝、新罗联军，其中唐军 7,000人，唐军战船 170余只，新罗军 5,000人;日本、百济联军，其中日军 42,000人，日军战船 800余只，百济军 5,000人;

　　伤亡：日军战船 400只，士兵 10,000人，战马 1,000头

　　白江口之战奠定了七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基本格局。百济的灭亡使高句丽失去了南面的屏障，5年后的668年，唐朝和新罗的联军灭掉了高句丽。大唐帝国开始了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因而对唐来讲，白江口之战是大唐经略东北和半岛的第一个里程碑。此后十年间，日本采取守势，在本州西部和九州北部大量增筑烽火台，布置重兵防守，闹到人心惶惶。然而，唐在帮助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后，却并未向日本本土出兵。日本也由此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打开国门，积极向唐朝拜师学艺，巩固了“大化改新”的辉煌成果，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白江之战示意图

　　此后数百年间的小日本，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公元701年，由于大宝律令的制定，日本将国号从倭国改为日本。直到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哟!)，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对中国叫板。这也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强大的盛世是什么样子的，英勇善战的军队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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