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婚礼节目演完以后，立即进入了旷世稀有的婚后节目，其名叫做立遗嘱。遗嘱共有两份，一份政治遗嘱，一份私事遗嘱。在政治遗嘱中又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谈总的政治情况的，第二部分是具体的政治安排。
在第一部分中，希特勒说：
自从我竭尽绵薄，在德国被迫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一名志愿兵以来，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在这三十多年中唯一指导着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作出人世间最艰难的决定。
说我或者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我曾多次呼吁裁军，所以后代人是不能把挑起这次战争的责任归罪于我的。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曾为德意志民族之复兴做出巨大之贡献，然终于未能逃避强加于其身的战争。
在这6年的战争中，德国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的表现而载入青史。在6年后的今天，我不能舍弃这个国家的首都而自谋生路。我们的军队已所剩无几，不再足以迎拒敌人对柏林的进攻;我们的抵抗将被一支没有人性的大军逐步摧毁;我谨宣布我将与留在柏林的千百万同胞生死与共。我绝不愿意落入需要依靠耸人听闻的事件来煽动其歇斯底里群众的那种人的手中，如犹太人。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候，以身殉国。
政治遗嘱的第二部分中做了人事安排：
在我殉国之前，我谨开除前第三帝国元帅海尔曼·戈林出党。撤销1941年6月29日行政法令以及1939年9月1日我在国会演说中对他的一切任命。我谨委任海军将领陶艾尼兹取代戈林为第三帝国总统和三军最高司令。
在我殉国之前，我还宣布开除前第三帝国内务部长海因里契·希姆莱出党，并撤销他的一切职务。我委任保尔·基斯勒替代希姆莱为第三帝国内务部长。
戈林和希姆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和敌人进行秘密谈判，并且还试图非法夺取国家权力，这已远不是对我个人不忠的问题，而是给德国和德国人民带来了无可挽回的耻辱。
希特勒还委任戈培尔接替自己任第三帝国总理，为第三帝国做善后处理。
接着希特勒又口授了一份关于私人事务的遗嘱如下：
在过去的斗争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所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际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亡。这就弥补了我过去由于为人民服务无暇顾及私事而给我们两人所带来的损失。
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不存在了，就归国家。如果国家也灭亡了，那我就用不着做什么安排了。
过去几年来我所购买的油画绝不是为我个人收藏的，我仅仅是想在多瑙河的故乡林兹建立一个画廊。
我衷心希望我的这个遗嘱将忠实执行。为此，我委任我忠实的同志马丁·鲍尔曼为遗嘱执行人。他有全权做出决定。他有权把我的任何财物送给我的任何亲族，或者是作为纪念品，或者是作为维持生计的一种补助。当然，特别要考虑我的岳母以及多年来在我身边为我服务的人。
我的妻子和我决定选择死亡，以避免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立即把我们的尸首火化于这一块我过去12年来为我国人民服务的办公之地。
这是4月28日深夜和29日凌晨的事。
第三幕是新婚夫妇双双自杀：
29日白天，希特勒又收到了一个不吉祥的消息：他的难兄难弟墨索里尼被意大利人民处死了。墨索里尼在4月26日带了他的情妇企图从意大利逃往瑞士。虽然他们是化了装的，但终于被意大利人民的游击队识破，加以逮捕，并予处决。这位法西斯创始人的尸体被运往米兰，倒悬于电线杆。
墨索里尼的遭遇更坚定了希特勒夫妇的自杀决心。4月30日凌晨两点，希特勒向他的部下告别，挽着新夫人走进卧室。不久，就从室内传出一声枪响。希特勒终于死了，夫人也服毒自尽。根据预先的布置，手下的人立即把尸首抬至花园，浇上180公升汽油，烧为灰烬。希特勒在自杀之前曾考虑到开枪而未死之尴尬局面，所以决定在开枪之时同时服用氰化钾。但氰化钾药丸是由戈林准备的，现在戈林叛变，希特勒亦怀疑毒药是否有假。于是找了一条留在地下室的狗，予以实验，那狗当场就被毒死，希特勒才放了心。所以，即使那一枪没有打准，希特勒也会死的，因为他和爱娃同时服了氰化钾。
第四幕是戈培尔全家殉葬。这是比希特勒夫妇更艰难的演出。因为戈培尔夫妇有6个孩子，他们的年龄是：12岁、11岁、9岁、7岁、5岁、3岁。其中5名是女孩，1名是男孩。戈培尔的夫人是德国数一数二的美女，所以他们的孩子别说有多么好看和娇美了。现在，为父母的却要杀死自己心爱的孩子，这是人世间多么少有的悲剧。戈培尔夫人事先对她的秘书说：“当那一天到来时，如果我对孩子们下不了手，务求你给予帮助。”
这一狠心的妈妈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戈培尔夫人原名叫玛格达·邝德特，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一名有钱的企业家，但她热衷于纳粹主义，所以跟原来的丈夫离了婚，嫁给了纳粹头号理论家戈培尔。他们是在1931年12月结婚的，戈培尔还收留了玛格达与前夫所生的一个男孩，名叫哈腊德。
哈腊德在1940年初参了军，并当了同盟国的俘虏，玛格达在殉难以前给这个儿子写了一封信：我的亲爱的儿子：
我们到元首地下室已经六天了。爸爸、你的小弟弟、你的五个妹妹和我一共八人都在一起。我们要为国家社会主义作最后的光荣牺牲。
我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到达你手，但也许有天助，使我能够向你做最后一次问候。我要使你知道，你爸是不赞成我跟他在一起的，元首在上星期日还要我们赶快出去。但你是了解你妈妈的，我们具有同一的血液，我是不会做其他的选择的。我们的高尚信念走到了末路，我一生所向往的美好和珍贵的东西也随之尽付东流。没有元首的世界、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一个不值得生存其中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也要把我的孩子们留在一起的原因。我们死后让孩子们活着，那是不堪设想的。我不愿他们过那种不堪设想的生活，我相信大慈大悲的上帝会体谅我的用心。
孩子们乖极了，在这原始万分的环境中，他们懂得不需要人帮助而自己照顾自己。不管他们是睡地板也好，不管是有没有东西吃，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声。也没有哭过一声。炮声整天震动地下室，他们没有惊慌，大孩子安慰着较小的孩子。他们留在这儿给人们带来了祝福，不说别的，他们时常可使元首开心。
昨天晚上，元首亲手把他自己的党徽徽章别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感到莫大的幸福。愿上帝赐给我力量来完成我的最后职责。现在我们所追求的只有一件事：誓死忠于元首，与元首共赴难。
亲爱的儿子，愿你为德意志而生存!
母字
4月28日
戈培尔也写了一封信给这位大儿子：
我们现在被困于总理府旁的元首地下室内，为我们的生存和荣誉而战斗。结局如何只有上帝知道。但我明确地知道，除非能光荣地离开，我们是不会走的，是死是活都不会走。我看我们今生是不会见面了，这封信大概是你能接到的最后一封信。如果你能大难不死，我希望你要永远尊敬你的妈妈和爸爸，不必由我们活下来拯救德国的未来。很可能你是唯一能活下来继承我家传统的人，你必须好自为之，不要辱没我们这一家的名声。德国不会灭亡，它会复兴，但必须有榜样来指导其复兴，我们就是准备在元首地下室树立榜样的。
你应当为你的妈妈感到自豪。昨天，元首把自己已佩戴多年的金质党徽给了她。只有她有资格获得这个荣誉。
你将来必须认识你自己的职责：无愧于我们决心要作的牺牲，我知道你是好样的。但千万不要因世事艰难而丧失意志。有朝一日，谬误总会自行垮台，真理总会旭日东升，有朝一日，德国一定会重振声名，一如我们的信仰那样地纯洁无瑕。
再见了，我的孩子，只有上帝知道我们能否再见。如果这是永别，你可以作为我家的一员而感到骄傲。我们的家是永远追随元首的，至死忠于元首和元首的神圣事业。从心底祝你幸福。
父字
4月28日
戈培尔在自杀之前还写了《对元首的政治遗嘱的附录》：
元首已命令我，万一柏林陷落，我得赶快离开，去领导他指定的政府。
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所不许。何况在今后岁月中，世人将把我看做是一个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不仅会失掉同胞们对我的尊敬，也会失掉自尊。在元首被叛逆的梦魇缠绕着的这些最危急的日子中，少不得要有一个人无条件地陪着他直到最后牺牲。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最好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
基于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于敌手也不离开他，而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们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们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5月1日傍晚，戈培尔执行了他的计划。他把6个正在游戏的孩子叫了来，由医生给他们每人打了一针毒药，然后，戈培尔夫妇走上花园，他们请勤务兵对准他们的后脑勺开枪。勤务兵执行了命令。然后在尸体上浇上汽油，予以火化。
戈培尔一辈子说尽了谎言，而以谎言专家闻名于世，但终于在一个问题上他没有扯谎：他永远忠于元首。
希特勒死后若干年，有一名英国作家写了一本书，名叫“希特勒的最后日子”，他在书中作了如下的结论：
绝对权力必然不准批评，不准批评不仅会杀害政治进步，而且也会杀害科技进步。尽管科技的目标是非政治性的，但它的进步亦有赖各种相反思想和方法的自由讨论。而只准统一的独裁政权是不能提供这种自由讨论的。现在的德国机密档案已证明，在纳粹统治下，德国的科学显然是衰落了。本书中只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医学。当医学被盖世太保用来作为杀人武器的时候，医学怎么能有进步?其实，即使是军事科学，其衰落也是明显的。希特勒在开始之时，使用的是一批具有世界最高军事水平的将才，但他在最后阶段所使用的却是一小撮唯唯诺诺的庸才，再加上他本人。
当然，希特勒的战略最后给德国带来了灾难，因此人们容易嘲笑希特勒的战略才能。但人们不能只看最后结果，还要看各个阶段。他的知识面广，善于掌握细节，这一点是世人公认的，尽管有无可奈何予以承认之感。他有坚强的意志力，尽管这种意志力最后使德国全军覆没，但却也完成了许多将军以后勤供应不足为理由而认为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事。据参加参谋本部会议的人说，在最初一两年，希特勒的态度是有忍耐的，他常常沉默寡言，倾听别人讲话，只偶尔提一两个问题，摸索前进，向专家们学习。但慢慢地，由于不断的胜利、由于戈培尔之流的吹捧，他产生了唯我独尊思想，任何事实也不足以同其教条相对抗。会议也就成了与原先完全不同的会议。希特勒还是坐在那儿，他仍是权威，但他同真实的外部世界之间已筑起了一条中国长城。他不倾听任何人的话，只爱听自己的回声;没有人敢说相反的话，希特勒只凭自己的空想布置战略。
因此，我们在谈希特勒最后的日子的时候，必须记住这是他最后的日子，是与最初的日子不同的。否则，我们就不会从中汲取政治教训。历史上的许多独裁者都经历过同样的阶段。他们在开初具有革命力量、革命思想，能体现人民的一定情绪，但当革命理想消失、胜利转为走下坡路时，他们就不惜采用血腥的暴力，采用政治迫害和秘密警察手段。但从长期看，这种手段是靠不住的，所以最后终于要崩溃，要被推翻。近代史上的大多数独裁者都是走的这条路。如克伦威尔、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独裁终于避免不了缺陷，它必然会从胜利滑至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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