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是当家人，同光二帝是名誉“一把手”，下边还有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六王爷、七王爷，李鸿章最多是分管外交外事外资朝政的“五把手”，如果按爵位排序，前面还有几尊位高权重、地位显赫的满蒙亲王郡王，李鸿章恐怕连“十把手”都排不上，签不平等条约时的职位相当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行政常识告诉我们，李鸿章有什么权力随便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即使真的“卖国”，他也不应该是丧权辱国“第一责任人”。走进历史的深处才明白，“弱国无外交”，愚昧无知，刚愎自用的满蒙亲贵连“卖国”的差使都办不了，满朝衮衮诸公，只有李鸿章懂外交，善斡旋，善于“与列强打痞子腔”(曾国藩讥讽语)。老资格重臣刚毅之流只能说大话，办不了大事，清流领袖翁同龢等辈书生气太重，不识时务，好人办不了难事硬事。在积贫积弱的条件下，熟悉内政外交的李鸿章努力运用老辣的政治智慧，玩“洋毛子”于股掌之间，善于少赔款，多办事，坚持能赔款不割地，能割半岛，最好不割让海岛的原则，尽量减少损失。

　　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使，受屈辱，趟混水，涉险滩，挨谩骂，当替罪羊，并替太后一党背历史黑锅的烂差使。从能力上看，让满蒙亲贵卖国都卖不出好价钱，无德无能无知，只会说正确的废话，以及百无一用的大话套话假话，里外不是人的差使都委派李鸿章出马。因此，在外交领域，李鸿章为满亲王朝背完了所有外交黑锅，堪称中国历史上背黑锅冠军，背黑锅受的委屈比窦娥还冤!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四大领袖人物中办实事最多的人，他主办的洋务中有500多个中国第一，200多个亚洲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电力、电讯、邮政、金融、外贸、铁路、航运、冶金、造船、教育、翻译、出版、海军、兵器等多项事业的开山鼻祖，培养的高级人才车载斗量。“中国威胁论”的首唱者是日本人，而日本人的危机感来自李鸿章后半生的赫赫政绩。由于皇权专制体制的“瓶颈效应”，由于洋务事业“官办、官督商办”的“国有制”机制制约，由于权贵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对民办商业产权的侵害，由于科学技术和教育不发达，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为此，李鸿章也饱受诟病。

　　在军事方面，李鸿章明知不可为而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战和交替，自办军工，自筹经费，自练军队为朝廷作战。但是，上层支持不够，中层执行不力，下层软弱涣散，扛洋枪的土包子士兵射击不瞄准，持大刀长矛的士兵一看见洋鬼子就跑，军队毫无战斗力，李鸿章为此落下指挥不力，“劳师靡饷”的恶名。

　　曾国藩门生如云，他最欣赏的弟子仅有两个，一个是准确预言“大清不出五十年必亡”，明知不可为则不为，精通帝王学，潜心治学，乱世坚决不做官的赵烈文，二是逆流而上，“一心一意把官做大”(曾国藩语)的李鸿章。李鸿章升官的“诀窍”有二，一是做事，勇于担当，急难险重齐上，二是做人，主要手段是给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和上层满蒙亲贵大肆行贿。不说平常，不算特别采购赠送的“洋玩艺”(进口奢侈品)，李鸿章每年春节给上层权贵上的“例钱”(拜年)多达二百万两白银。无论公私，李鸿章是晚清官场的“买单”冠军，行贿大户，否则，无法做事，更无法自保。李鸿章进士出身，饱读诗书，深知圣人教诲，知道礼义廉耻，身处污泥，不得已而为之，势利恶名由此而来。

　　晚清官场肮脏不堪，如同没人打扫的公共厕所，谁呆的时间越长，谁沾染的臭味越浓，谁被苍蝇袭击的次数就越多。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李鸿章是个实事求是，勇于面对现实的人，他知道自己做不了圣人，也不想做圣人。以“裱糊匠”自嘲的李鸿章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卖命到死，他遭遇的麻烦、非议和恶评最多，毫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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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曾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然而，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所作的挽联。它所表达的评论性意思，当主要也是就此而生发出来的感慨。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我们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鸿章放在当时那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在这里，我们特别愿意征引著名近代史论家袁伟时先生的新论。在其所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中，袁先生专门用两章的篇幅集中讨论了“李鸿章的是是非非”问题，并从下述三方面为李鸿章重新作了历史定位——第一，李鸿章为庸众中的杰士。

　　晚清统治层从最高统治者至大小官员，总体来看是个平庸的群体。他们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又在腐朽不堪的专利制度制约下活动。按照19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这批统治者都是知识低下，目前短浅的平庸之辈。但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比大小官员高明。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政府大员之一。

　　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而经过锐意考查，有些认识也颇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认只开放不可逆转的大臣之一。从鸦片战争开始至1900年的60年间，对侵略者与老师一身二任的列强持什么态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争辩的问题。顽固守旧派要恪守严夷夏之辨的传统信条，对外来事物持排斥态度，既阻碍了本国的发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当的措施去激化与西方列强的矛盾，酿成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祸。这些大祸的发生，西方侵略者当然有其罪责，那是要另行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着重看中国这一方的问题，守旧派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李鸿章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其次，李鸿章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当时，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与正确的救国途径背道而驰。有的大臣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视野狭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于七十年代趋于成熟。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但在当时已属卓荦不群。

　　他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他语重心长地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作为洋务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商鞅、王安石变法的继续。他把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船、炮、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

　　当时，敌国环伺，整军经武是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李鸿章的高明处在于他围绕国防建设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的大事：一是培养全新的人才；二是全面发展工商业；三是要求宫廷节省冗费。——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发展的迟滞与现代事业的失败同没有贯彻这些主张有密切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看，李鸿章不一定是这些思想的首倡者，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这些主张的却不多见。第二，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稍加考查就会知道，中国有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历数过这些官办企业或事业的种种弊端，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我们同样无法否定一个事实：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不是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吗？没有洋务运动，鲁迅又怎么会跑到南京去上学呢？对19世纪以来为捍卫中国的独立和摆脱中世纪的落后状况尽心尽力的人，我们都应如实记下其劳绩和失误。李鸿章也不应例外。第三，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化撞击下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先是集结在曾国藩周围，接着就向李鸿章靠拢。在甲午战争以前，这些对西方了解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识之士大体上都视李鸿章为中心。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李鸿章所以能显得识见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汲取了许多新鲜的知识。

　　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谋求上进，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李鸿章上书。其中固然与李氏是重要权力中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较开明和开放，是各项洋务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因而对有新知识的青年颇具吸引力。在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李鸿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在任何社会中，知识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才能转换为政策或各项活动。这项转换机制是否健全对社会发展影响很大。在甲午战争前的20多年中，他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转换枢纽的重要作用。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个作用完成得不好。但这个情况却有力地证明，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仍然依附于清政府；同戊戌维新前后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就是在这个大格局下，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我说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其中包括李氏本人也不脱平庸的意思。这突出地表现在1896年他到俄、德、法、英、美五国及加拿大走一趟以后，认识仍不见有大的提高。他说：“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翁经受重大挫折后尤为此雄心壮志，令人感动。可是，他想到的仍然仅是科学技术和军事，仍不明白离开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些是无法真正学到手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仍然是东方的庸人。

　　不过，随着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一批新的杰士正在崛起，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不再是晚清变法自强的主流。李鸿章已被历史大潮冲刷到一旁。这个衰朽王朝正在加速沉沦。李鸿章却眼睁睁看着它坍塌而无能为力。

　　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应当特别指出，李鸿章毕生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对经济的研究有独特的心得和认识。但是他与一般的研究经济宏观战略的经济学专家不同，因为他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他还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去把他的理论运用和实践到企业管理之中。可以说，他是一名企业家，一名经济学专家，但是加上他领导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运见和卓识，他的才干和能力就远远超出和高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者学者。

　　而作为一个杰出的外交家，李鸿章虽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不全是他个人的过失，还有当时大清朝走向腐败和没落的背景。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那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这样的大背景和大事件不是每一个外交官都有机会遇见的，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外交人员就能够处理的。李鸿章在外交上不断地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作为个人角色的李鸿章，不愧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最后，我们还想说的一句是，不管李鸿章有过多少失误，犯过多少错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需要李鸿章这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需要李鸿章这样为国为民不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的精神。李鸿章一直在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到生命即将结束之时。引用李鸿章说的那句话就是“富强相因”，只有人民先富裕了，国家才能强大，我们才能摆脱被外族奴役和侮辱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才有地位和尊严！梁启超早在一百年前就提出，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我们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鸿章放在当时那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

　　李鸿章首先是大清国的一名忠臣。他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他文采飞扬，才华横溢；他有卓越的军事才干和政治作为。这些，本不须多论也。他还毕生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对经济的研究有独特的心得和认识。但是他与一般的研究经济宏观战略的经济学专家不同，因为他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他还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去把他的理论运用和实践到企业管理之中。可以说，他是一名企业家，一名经济学专家，但是加上他领导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远见和卓识，他的才干和能力就远远超出和高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者学者。

　　此外，他还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虽然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的过失，还有当时大清朝走向腐败和没落的背景。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那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这样的大背景和大事件不是每一个外交官都有机会遇见的，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外交人员就能够处理的。李鸿章在外交上不断地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李鸿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所以作为个人角色的李鸿章，不愧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之中，李鸿章本人的睿智和深刻，他的大气和幽默，他的仪表和举止都散发出浓浓的个人魅力，博得了外国人对他的敬佩和尊重。

　　为了中国的独立自强，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李鸿章一直在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到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最后，我想说的是，不管李鸿章有过多少失误，犯过多少错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需要李鸿章这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需要李鸿章这样为国为民不辞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的精神。引用李鸿章说的那句话就是“富强相因”，只有人民先富裕了，国家才能强大，我们才能摆脱被外族奴役和侮辱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才有地位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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