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3月18日，塞伊特·阿里·恰布克感到肌肉酸痛颤抖，好像要散架了。这名勇敢的土耳其士兵正在填装一枚275公斤重的炮弹。这枚炮弹加入了由数百枚炮弹组成的弹雨，飞向了英法盟军的16艘战舰。
西班牙《世界报》8月17日称，遭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炮火攻击的是英国最大规模的海军部署。英法盟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最初遇到的抵抗极为微弱，但到了中午战况发生逆转。一名年轻的军官在日记中写道：“在法国‘布韦’号战舰受损后我们慌忙撤退。3月19日，我一觉醒来，惊闻‘无敌’号和‘海洋’号也沉没了。官方说法是水雷。”
土耳其沿海岸线布设了10排水雷。同盟国舰队前几日依靠扫雷舰开出了一条航线，但谁也没想到土耳其人在南部入海口的亚洲一侧还留有26枚水雷。当舰队掉头试图离开达达尼尔海峡时，灾难就发生了。
导游菲利兹·亚武兹向前来参观战场遗址的游客们介绍说：“1915年3月18日土耳其人书写了历史。丘吉尔以为可以在10分钟内穿过海峡，及时抵达伊斯坦布尔喝下午茶。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丘吉尔决定为俄国盟友争取喘息的机会时，他只想到采取海战。他认为，攻打土耳其就能将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拉进自己的阵营。
虽然没有明说，但军方高层从来没有看明白这一攻势的用意。他们的沉默和时任战争大臣基奇纳勋爵的无能导致了英国海军在土耳其的抵抗面前显得尤为脆弱。此外，战舰陈旧、装备差、通信不畅、弹药估算和使用上的错误也是主要原因。
不服输的丘吉尔很快就放弃了初衷，提出派遣军队登陆，支援海军穿越达达尼尔海峡。他命令伊恩·汉密尔顿率领不足8万人的军队通过蜿蜒狭窄的海滩登陆加里波利。汉密尔顿拿着没有更新的地图，将加里波利中心地带的基利特巴希尔标注为目标，计划从那里切断南北方之间的通信，并从后方袭击与穿越海峡的英国舰船交火的土耳其军队。问题是如何采取行动的细节从来都没有具体化。
他在地图上找出了4月25日登陆的6个地点，其中5个在半岛南端的海勒斯角附近，另一个在西部海岸的中段，甚至没有说明具体地点，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组成的澳新军团被派往那里。由于计划、物资不足和具体命令不明，在南端登陆的军队未能及时支援其他部队。在最初几个小时的错误之后，德国人奥托·冯桑德斯重新组织并指挥土耳其军队，而且土耳其人在地面上的移动速度要快于协约国。
土耳其人将海勒斯角变成了一堵不可逾越的墙，投入更多的军队，更多的大炮，更多的装甲车。协约国无力推进，到7月底放弃了南部攻势，集中在西部。
在加里波利战役期间，穆斯塔法·凯末尔还只是土耳其第19师的师长。多年以后，在成功领导军队赢得独立战争并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后，他被尊称为“土耳其之父”。
史书记载，一名澳大利亚士兵曾与凯末尔意外遭遇，并试图向他射击。但一股无法解释的力量使他的肌肉麻痹，子弹只射中了凯末尔的表，而他本人却安然无恙。这块坏了的表据信在德国人手里，并曾引起土耳其和德国之间的外交争端。
战壕战是很残酷的。虽然弹药不足，但每平方米土地平均仍落下了6000颗子弹。协约国8月份在苏夫拉湾的攻势同样未能达到目的，进攻部队的消沉情绪最终导致乐观的丘吉尔计划落空，奥斯曼帝国获胜。协约国的战败使丘吉尔丢了官，名誉扫地。
澳大利亚大学教授布鲁斯说：“在我们的国家，人们都说加里波利战役是澳大利亚的象征性胜利和英帝国的失败。有人指责英国将我们拖入了那场败仗，我们认为我们的作战方式是勇气和胆量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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