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宋朝历史上无能宋徽宗凭何稳坐皇位25年?
趣历史 2014-11-24 11:31:05 宋徽宗 宋高宗 秦桧 岳飞

  导读:众所周知,“靖康难”把“中原外战史”提到了史无前例的“窝囊”顶级,始作俑者,就是徽钦二帝。在东京保卫战时,敌兵尚未压境,金兵将领宗翰下通牒书,宋钦宗竟及时回,说“一一听命”。金兵围攻东京,宋钦宗下令不得得罪金兵,一霹雳炮手发炮后竟被枭首处死。东京保卫战本来是有持久战机会的。但是,贱骨头父子先行露怯,频频告饶求和,大涨了草原狼信心,一半吓唬,一半武力,以震慑之态,对东京城探囊取物。

  徽钦二帝,北宋这对著名的“亡国皇帝父子”,在国内从来不失“九五之尊”风度,而一到了敌营,没等人逼迫他们,双膝就自动弯曲下来,口称“罪臣”,主动向敌将下跪……历史在哀叹这段国耻的同时,却忽略了这样一个深层问题——如此窝囊的父子皇帝,为什么在大宋国内,却无“篡位”之虞?尤其是宋徽宗赵佶,这个书画家皇帝,显然不是个合格的政治家,但竟高居皇位25年之久。皇帝的宝座犹如粘在屁股上一般,凭什么如此“牢靠”、“稳定”?

  世人均赞北宋政治“宽柔”,不杀“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但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北宋是皇权最集中的朝代之一,在皇帝“专权”方面,比之后来废掉丞相的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朝的建制,由中央到地方,完全实行“一元体制”的“垂直管理”。皇帝不仅直管军队,而且直接参与地方司法工作,委吏处理地方狱讼;这一整套“垂直管理”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由于宋朝皇帝的权力“什么都管”,北宋百姓丢口猪都要找圣上解决查办。

  这是一段正史记载——宋太宗时,有“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牡豚一,诏令赐千钱偿其值。”一位首都居民通过敲登闻鼓的方式,向皇帝控诉自己的家奴弄丢了一头母猪,宋太宗于是下令赐给他千钱作为补偿。丢猪直接向皇帝报案,这可能是中国百姓“告御状的最高境界”。事无巨细,连丢母猪的事情都捅到皇帝这里来,皇帝不烦吗?大宋的皇帝就喜欢这样,不仅不烦反而觉得这是“皇帝应该做的”。宋太宗为此,还说过一句“感动中国”的话:“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

  宋太宗的意思是说,这样的事情也找我这个皇帝来解决似乎很可笑,但是,如此一来,让天下百姓都知晓这样的直接诉讼的渠道,就不会有不可解决的冤情郁结于民间了。这话听起来很动人,但是却掩盖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皇上什么都管了,臣子们手中没有一点实权,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垂直管理”愈发决定了国家的前途皆由皇帝的素质所决定,好皇帝,或许也可能有好大臣,譬如北宋前期,太祖、太宗、仁宗、真宗、神宗手下,也产生了赵普、寇准王安石等著名贤相,但若皇帝昏庸,大臣就不可能再生优良品种,大臣教皇帝学好的“缓冲的空间”荡然不存,因为大臣没有任何对皇帝反震慑的权力空间。在昏君登场后,北宋政坛的官员们只剩下一件事可做:拍马屁。这是在皇权高度集中的宋廷,官员们唯一可以想象的“发展空间”。

  看看宋徽宗身边的“权臣”,从蔡京高俅,再到童贯,不是文化流氓,就是市井混混,再不就是身心残缺的废人。他们与其说是国家的股肱之臣,不如说是皇帝的玩伴和马仔,这等小人谋到国家大臣的位子已是做梦都想不到,哪里还有更大的“野心”,追求“九五之尊”呢?宋徽宗在任25年,任命了12名宰相,从曾布到王黼,其中无一人堪称贤相,悉数“文化流氓”之嘴脸。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做个被主子“提拔”的奴才,这样的红人,最终只能拥有一个奴才的宿命。如蔡京,主子一换就失势,那么大的“太师”竟斗不过乳臭未干的小儿宋钦宗。

  宋钦宗与宋徽宗的无能,对内对外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胆量还是内外有别的,对外他们懦弱无能,但对内,他们无能却不懦弱。即便是宋钦宗这个儿皇帝,即位之后还大胆杀威,首先拿无用的蔡京开刀祭旗。宋钦宗不顾太上皇宋徽宗的反对,贬蔡京,发配岭南。在蔡京发配的一路之上,沿途商家百姓不卖给蔡京一粒粮,一滴油,一根菜。昔日皇帝第一红人,活活饿死在发配路上。

  蔡京是宋徽宗的第一宠臣,但皇帝儿子动一小手指,就要了他的老命,可见,宋朝的宠臣处在什么位置。他们充其量是皇帝的宠物,所谓“权臣”的概念是有名无实的。他们除了陪主子玩些“雅浑”的游戏,还有就是在主子面前的“吹拉弹唱”的表演。“日与陛下游从嬉戏”,跟戏子般哄皇帝开心,博得皇帝欢心。当时武将中,宗泽李刚虽然德高望重,但在宋朝兵制枢密院文职管军的格局里,宗泽和李刚在军中只是“临时代办”的角色,他们一者深受儒家洗礼不愿反,二则想反也难以令“三军”一呼百应。就像后来的岳飞之难一样。朱仙镇大捷,是四路军合围取得的,韩世忠、刘崎、张俊各领一路,岳家军只是其中之一,小朝廷皇帝一下旨,四路军撤走了三路,只剩岳飞孤军。如果四路军全受岳飞节制,局面未必会像后来“半途而废”那个样子。但是,打死宋朝皇帝,他们也不会给一个将领这种权力。

  所以,武将半废,文臣弄臣化,即成为宋廷常态。宋朝大臣在皇帝面前太低贱了,这些“票友党”、“粉丝团”,有时连主子也为他们脸红,正如宋徽宗所云:“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其实,这帮马屁精当然有自身的道德修养问题,但皇权集中的“一元体制”和“一垂到底”的管理,才是最烈的催化剂。在一群群贱人的簇拥下,宋徽宗自然没有“被篡位”之忧,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宋徽宗的皇位还可以继续做下去,直到寿终正寝,儿子顺利交接班也没多大问题。

  然而,此消彼长,国内能容,国外却容不下去。来自草原的外敌找到他的头上,不担心“内乱”的宋朝皇帝,最担心最怕的就是“夷狄的骚扰”——那才是宋朝皇帝的克星。不受“垂直管理'”的夷狄,根本不惯宋朝皇帝的无能而只会利用其无能征服之。不值钱的东西往往也不中用、不堪一击,没有竞争对手亦不表明没有外来的天敌。贱骨头大臣,贱骨头皇帝,一是对内,另一个是对外——渐次成为中国历史“内忧外患”的总表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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