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其实，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中国到底欠苏联多少债呢?首先是抗美援朝时，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都是以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
其次，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第三，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后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到1961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3月间，苏联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1961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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