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帝朱由检临死前，写下一段著名的遗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显然，这位亡国之君把亡国之责算在了手下大臣头上，而在此前后，崇祯手下重臣从洪承畴到吴三桂纷纷倒戈降清，似乎验证了崇祯对诸臣责难不虚。
崇祯与大臣，究竟谁毁了谁?
不可否认，一些曾被崇祯皇帝寄予厚望的大臣的确戏弄了崇祯，诸如兵部尚书、太子太保洪承畴，暗地里已经变节投敌，而崇祯皇帝却以为其壮烈殉国，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未完，传来确认的“洪承畴降敌”消息，搞得主子好不难堪!
然而，如果据此把大臣的的作用夸大到“亡国”的地步，则对大臣而言，是极不公平的。事实上，明朝自朱元璋废掉丞相以来，皇帝独裁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体制上还是行政设置上，不存在大臣架空皇帝的可能，所以从根本分析，崇祯与大臣，首先是谁能毁谁，是不言而喻的。
危如累卵之下，谁能替皇帝撑住江山?只能依靠同一个战壕的人。而崇祯却把朝廷大臣视为“贼寇”与“鞑子”之外的“第三股敌人”，故此边用边毁，股肱之臣在他手下无一善终。
我们可以替崇祯皇帝算算这笔账，自崇祯皇帝执政之后，从卢象升到袁崇焕，他毁掉了多少股肱之臣——崇祯在位17年，前前后后换过50位内阁，14位兵部尚书。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多达11人，杀死巡抚11人、逼死1人。被他抓进监狱关押、殴打、间接逼死、战死、自杀、判刑的高级官员多达几十人。
崇祯十四年，也就是亡国前三年，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具有大臣资格的官员就多达145人，这个数字几乎占当时具有大臣资格官员的一成比例。
纵观崇祯一朝，并非无人，袁崇焕、祖大寿、卢象升、孙传庭等等，都是一时杰出的将帅。文官如文震孟、刘宗周等等，也都可圈可点。然而，这些人的下场都是悲剧。令皇太极胆寒的袁崇焕和直声满朝的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以千刀万剐的酷刑被处死。在剿“寇”战场上曾俘获高迎祥、几乎使李自成全军覆没的卢象升和孙传庭，在谗言中一个受重惩，一个被下狱达3年之久。最后，在监军太监的淫威和朝廷的瞎指挥下，两人均无谓地战死，死时卢才39岁，孙也不过51岁。
在无常而又勤快的崇祯皇帝折腾下，股肱之臣只有两条路可走：一者牺牲;二者投敌。就是不能伴崇祯这个君主太久，否则会死得很难看。
就拿宿将卢象升来说，得到崇祯的重用得不到崇祯的信任，崇祯派他打仗却不放开兵权，卢象升作为堂堂总督、总理，真正能够完全控制的人马不过区区六千人，如何能打赢国家级别的大战役?
最后，这个股肱之臣所能做的，就是只求一死。因为他明白，回到这样的朝廷，自己也早晚会成为“岳飞第二”，与其窝窝囊囊地回去让主人整死，不如战死疆场马革裹尸。史曰：文官不贪财，武将不畏死，则天下太平矣!而一个皇帝，一旦逼得股肱之臣心死，则天下易人亦不久矣!
即便是洪承畴这样的贰臣，也不排出除迫于崇祯的压力的缘由。洪承畴自知打了败仗回去没好，不会得到崇祯的宽容，不如改换门庭，一降了之的好。
主子的性情决定臣下的工作作风。在崇祯这个生性多疑、用人不专的皇帝手下做事，大臣没有一点安全感，朝中人人自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工作作风”也是主子逼出来的结果。
在反复无常的主子手下，只有“牺牲”能博得最终好评。崇祯皇帝特别希望大臣以牺牲来报答皇恩，如果你不“牺牲”，就得不到褒奖，甚至很难善终。
在这种几乎变态的“崇拜牺牲”氛围下，大臣不想被皇帝毁掉，就只能一边应付做“准备牺牲状”，一般寻找自己的生路了。这是任何一个不想白白送死人的本能反应，如何怪得了大臣?怪只怪小儿崇祯，不识人事，对大臣们的人性提出了过高的要求，由是，必然遭致大臣的“反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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