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曹雪芹以导致贾府“箕裘堕败”相责的贾敬，却在书中很少“出场”，着墨不多，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他的作用是被作者夸大了，他担不起使其家族“箕裘堕败”的“重大责任”，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但笔者通过仔细研究后发现，曹雪芹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尤其是通过对贾敬好道和贾敬之死的描写，对明清两朝两帝——嘉靖与雍正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与批判，而其中主要的目标则是与作者家族命运发展有密切关联的雍正。因此，笔者认为，贾敬在《红楼梦》中的作用不但不应该被视为可有可无，反而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关于曹雪芹是否通过《红楼梦》人物形象对清皇室重要成员有所隐喻的问题，又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其中固不乏真知灼见，但牵强附会、漏洞百出的说法却也不少，甚至以考证之名，行索隐之实者，一时间也甚嚣尘上，大有“索隐派”死灰复燃之势。但是，曹雪芹创作的毕竟是小说《红楼梦》而不是在写野史或者什么《清宫秘传》，所以那些自欺欺人的考据或者索隐，除了让人觉得荒诞可笑之外，也就不足与之辩了。不过，应该承认，任何作家的作品都摆脱不了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对它的影响。对于与作者及作者家族生活变化休戚相关的人和事、甚至包括主要的皇室成员，作者当然不会、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尤其是曹雪芹这样感情激烈、爱憎分明的天才作家，在创作一部家族兴衰题材的小说时，用自己的如椽巨笔对这些人和事或多或少地加以褒贬，实在也在情理之中。当然，由于受到作者本身对这些人和事的认知程度、感情因素等的制约，所以其褒贬的客观公正性也同样不可避免的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笔者以为，用客观科学、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态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讨论，也是完全必要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曹雪芹不能将这些褒贬直白的表现出来，所以他不得不象他的偶像晋人阮籍一样“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致使“百代下难以情测”(李善语），而只能用“隐寓”的方式来体现，也就是将“真事隐去”、代以“假语村言” 。为了做到这点，作者可谓煞费苦心，用脂批的话说，就是“作者之笔，狡猾之甚”，提醒读者“……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法)’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弊(蔽)了去”(甲戌本第一回)。

　　以下笔者就试从书中贾敬这个人物来探讨曹雪芹对明、清两代皇室的一些隐喻。

　　一、贾敬在书中的作用绝不是可有可无

　　过去很多人都认为他在书中的作用被作者夸大了，是可有可无的。如沈治钧教授在其新作《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就直截了当的提出“贾敬这个人物在书中并不重要。他很少出场，并且在六十三回就死了，可以说在《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当中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性的作用……除了世系符号之外，他仅有的功能是承担一个‘养不教’的罪名”。那么在作者笔下作为贾氏家族的长房单传之孙(其兄贾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第三代的族长(此可从其长房地位及其子贾珍乃贾府“现任族长”而推知)、导致贾府“箕裘堕败”的这个贾敬，在曹雪芹的创作意图中就真的只起到这么个作用吗?而综观全书后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贾敬除了沉迷于“修仙炼道”和不理家、不教子外，确实发现不了他还有其他任何劣迹。但仅凭这些就把导致偌大贾府“箕裘堕败”重大责任归咎于他，显然又于理不合。相比之下，如果把这四字用在其堂兄弟贾赦身上，似乎倒还要合适得多。那么曹雪芹塑造这个人物到底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呢?如果不是，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箕裘堕败皆从敬”到底又所指何意呢?

　　笔者认为，曹雪芹在贾敬这个人物身上，是煞费苦心的，因为他要利用这个人物作为一个载体，来承载一个重大的隐喻——那就是对明、清两代皇室的代表人物进行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熟悉《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根据脂批的提示，曹雪芹在书中人物的命名上，多喜用谐音。但脂批的提示，人名用谐音的如“甄士隐”(谐“真事隐”)、“贾化”(谐“假话”)表字“时飞”(谐“实非”)、“霍启”(谐“祸起”)、“卜世仁”(谐“不是人”)等等，不胜枚举。但以上提到的都是曹雪芹的亲友、而且熟悉、甚至直接影响曹雪芹创作的脂砚斋、畸笏叟等人明确批出的，且皆是书中贾府的“外围人员”。而对于书中贾府的主要成员的命名，除了几位女性如“元、迎、探、惜”四春(谐“原应叹息”)外，对其余男性主要成员，虽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其中至少是有一部分人作者也必定会有所隐喻，但是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偏偏在其批语中讳莫如深、一字未露。如“贾政”一名，俞平伯先生就径云：“贾政者，假正也，假正经的意思”，很多学者也都同意此说。而台湾的学者高阳等则又从其表字“存周”和曹家家世的研究上分析认为是谐“假政”。为什么在这个名字的谐音寓意上会产生歧义呢?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因为没有脂批做明确的佐证，所以导致我们对作者的原意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臆测。而脂批为什么对贾府主要男性族人名字的谐音一字未批呢?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贾府主要人物的名字或故事可能涉及到作者曹雪芹和批者脂砚斋、畸笏叟等的亲属，因而出于“为亲者讳”的原故，批者不能批出。正如冯其庸先生所指出的：“《红楼梦》确实不是曹雪芹的自传，所以‘自传说’是错误的。但曹雪芹写《红楼梦》的素材来源，却是取自他自己的家庭及舅祖李煦的家庭等等，这是事实”。所以不排除这些人物的故事蓝本涉及到作者和批者的长辈尊亲的可能;二是这些人物的名字或故事还可能隐射到其他“更大的人物”，批者不敢批出——如本文要探讨的贾敬就是其中一例。

　　二、贾敬与嘉靖的比较

　　首先，“贾敬”二字最明显的谐音就是明世宗皇帝朱厚熜的年号“嘉靖”。不但这两个名字(通常人们习惯用皇帝的年号来代替皇帝的名字，本文也同)是谐音，而且这两个名字所代表的一虚一实两个人物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的地位、性格爱好上也惊人的相似甚至相同：

　　1、 二人在各自环境中的地位相似。

　　如上所述，《红楼梦》中的贾敬乃是贾氏家族的族长，而嘉靖则是大明王朝的皇帝，因此可以说二人在各自所处的环境中地位差相仿佛。

　　2、 二人的爱好相同，均是“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

　　我们先看曹雪芹在书中第二回通过冷子兴之口是怎么介绍贾敬的：

　　宁公死后，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名贾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馀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

　　这里明确告诉我们贾敬“一味好道”。巧得很，历史上的嘉靖皇帝对于“修道”和“烧丹炼汞”的痴迷，恐怕在中国历代皇帝中也算得上是“出类拔萃”。兹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明)世宗起自藩服，入缵大统……以故因寿考而慕长生，缘长生而冀翀举。惟备福于箕畴，乃希心于方外也”。根据相关记载，“即位不久，明世宗即在太监崔文等人的引诱下，好方术鬼神之事，日事斋醮”。而且，由于他是皇帝，所以规模也搞得很大，据《明史.卷206》记载：当时的斋醮在“乾清、坤宁诸宫，西天、西番、汉经诸厂，五花宫两暖阁、东次阁，莫不有之。”因为有与贾敬一样的爱好，所以嘉靖也非常喜欢“和道士们胡羼”。以当时最得他宠信的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为例，他先封邵元节为真人(《明通鉴.卷52》)，后“敕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启南为太常丞，曾孙时雍为太常博士。岁给元节禄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扫，赐庄田三十顷，蠲其租”，甚至给了这个道士礼部尚书的头衔(《明世宗实录.卷195》)。邵元节死后，嘉靖如丧考妣，竟然为之“出涕”，下诏称赞他“精心玄教，于国有功，建醮祈天，称朕之意，而诸福国利民者甚厚”(《明书.卷106》)。以一个道士屡获殊恩，套一句当时的话来讲，叫“实属异数”。而除了邵元节以外，得到嘉靖青睐的还有方士还有陶仲文、段朝用、顾可学、朱隆禧等多达数十人，其中如陶仲文等所得嘉靖之殊恩，更一如邵元节，此不赘述。

　　至于“烧丹炼汞”，嘉靖比贾敬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为此害人害己、差点丧命(不过最终两人都是死于丹汞，见后文)：

　　为了炼出长生不老药，明世宗竟然听信方士的话，通过虐待童女获得炼药的材料。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皇宫里发生了一起宫婢造反事件，杨金英等十六名宫婢联合起来，趁明世宗熟睡的时候，意图勒死明世宗。她们有的用绳子系脖子，有的用抹布堵嘴，有的骑在身上用力勒绳子，明世宗被搞得几乎断气。可惜她们‘不谙绾结之法，绳股缓不收’。声音传到门外，皇后方氏带人赶到，十六个造反的宫婢被处死。这次造反的起因，史无明言，但从当时明世宗经常通过虐待童女而获得炼药原料来分析，这十六个弱女铤而走险，很可能与此有关。

　　3、 二人对修道的痴迷程度相同。

　　贾敬因好道而不恋爵禄，让儿子袭了他的官，嘉靖则因好道而不理朝政，多次想退位以专事修玄。

　　如前所引，书中对贾敬不愿做官的原因交代得很清楚——是因“一味好道”、“一心想做神仙”，可见修道对他来讲，其乐趣远比做官大得多。而历史上的嘉靖皇帝同样也不遑多让。嘉靖三十五年，他先是给自己起了道家的“宝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真君”，后来还两次变本加厉的给自己加号，不但越加越长、而且越加越肉麻，最后一次竟使自己成了“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不但字数多达34字，比他当皇帝的正式“职称”——死后21字的庙号、谥号“世宗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还要多出13个字，而且“官”也越加越大，由“真君”成了“帝君”(《明史.卷307》)。

　　同时，嘉靖还因“专心修道，二十余年不上朝”。而且也确曾试图采用贾敬的做法——退位以便专心修炼。只不过因他毕竟是皇帝，在这方面受到的阻力比贾敬要大得多，因而无法得逞。先是在嘉靖十九年八月，方士段朝用建议嘉靖“深居无与外人接，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他听后“益悦”，谕廷臣说：“令太子监国，朕少假一二年，亲政如初”。尤其可笑的是，嘉靖准备让其“监国”的太子朱载壑，其时才年仅四岁。当时由于太仆卿杨最抗疏力争，嘉靖大怒，命令将杨最“立下诏狱，重杖之”，竟将杨最活活打死，这样发泄一番后，他的退居之念才得以暂时作罢(《明史.卷209》)。但他避位修道的心思却并未因此打消，“后来又分别在嘉靖四十一年、四十四年两次提出传位太子，专事修玄，皆因内阁大学士徐阶力谏而止”(10)。也许，在嘉靖看来，做道家的“帝君”远比做人间的皇帝要舒服得多。由此我们可见贾敬与嘉靖对修道的痴迷同样都远胜于他对自己本身职业的热爱。

　　4、二人的死因相同。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中关于贾敬之死有这样一段描述：

　　(贾敬)如今虽死，肚中坚硬似铁，面皮嘴唇烧的紫绛皱裂。(大夫)便向媳妇们回说“系玄教中吞金服砂，烧胀而殁。”众道士慌的回说：‘原是老爷秘法新制的丹砂吃坏事，小道们也曾劝说“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爷于今夜庚申时悄悄服了下去，便成仙了。”

　　这里说得很明白，贾敬的死因是“吞金服砂，烧胀而殁”。那么嘉靖是怎么死的呢?兹据《明史.卷307》记载，先是丰城人熊显给嘉靖进仙术六十六册、方士赵添寿进秘法三十二种，医士申世文亦进三种，不知什么原因，嘉靖都没有相信。但后来有个陕西人王金想打动他，“乃与世文及陶世恩、陶仿、刘文彬、高守中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七元天禽护国兵策》，与所制金石药并进。”这些方子“诡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这回嘉靖相信了，但服用后却“稍稍火发不能愈”，没过多久，嘉靖就“大渐”了，终于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死去。遗诏“归罪(王)金等，命悉正典刑，五人并论死系狱。”也就是说，在当时就认定嘉靖的死因是服用了王金等人“诡秘不可辨”的“仙方”和他们所制的“金石药”，这岂不是与贾敬的死因极其相似?稍有不同的是，贾敬的丹药据道士们的供述是他自己炼制的，嘉靖的丹药则是别人进献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曹雪芹想通过贾敬这个人物隐喻明世宗嘉靖皇帝的意图可说是非常明确的。 而通过仔细研究，笔者认为，曹雪芹“箕裘堕败皆从敬”一语，也是有所本的。乾隆初年修成的《明史》对嘉靖皇帝有以下总结性的“赞语”：

　　(嘉靖)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明史.卷十八》)

　　撰史者认为，自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到嘉靖朝之前的“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到嘉靖皇帝的手里后就“因以渐替”了，明朝之败亡，肇始于嘉靖。这与书中把“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贾府“箕裘堕败”之责任归罪于贾敬的说法岂非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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