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来，这个科西嘉荒岛的小个子，既是让法国人魂牵梦萦的历史巨星，也是令德国人难以忘怀的一代枭雄，更是欧洲人共享的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因为拿破仑，才有巴黎凯旋门和莱比锡纪念碑

法国大文豪雨果曾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推而广之，在民意调查尚未普及的时代，纪念性建筑的体量有多大、规格有多高，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人物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有多么深刻。

众所周知，气势恢宏的凯旋门，最初正是法国人为了纪念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大获全胜而营建的。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在千里之外的德国莱比锡市，德国人造了一座规模更胜凯旋门的庞然巨物——民族大会战纪念碑，以此缅怀德意志诸邦在莱比锡战役中击溃拿破仑、取得“德意志解放战争”胜利的丰功伟绩。

巴黎凯旋门高50米、宽45米、厚22米，历时数十年才告完工；莱比锡纪念碑高90米、长80米、宽70米，耗资六百万金马克——拿破仑战争催生的这场“建筑竞赛”，雄辩地证明了他在法国人和德国人历史记忆中的地位同样无法磨灭。

实事求是地说，拿破仑曾经推动过德意志社会的“解放”，拿破仑帝国的崩溃也没有为德意志民族带来真正的“解放”。不过，在19世纪煊赫一时的民族主义思潮主导下，拿破仑在当时的德国人头脑中显然主要扮演了侵略德意志领土、阻挠德意志统一的“拦路虎”角色。如果说凯旋门象征着拿破仑为法兰西民族缔造的无上荣耀，那么民族大会战纪念碑无疑是从反面揭示出德国人心头长久的痛：拿破仑这样一个近乎无法战胜的强大对手，留给德国人的心理阴影无比沉重。只有堆砌一座巨大的丰碑，铭刻他最终的一败涂地，才足以填补波拿巴在普鲁士自尊心上凿出的无底洞。

然而，从宏观视角看，莱比锡纪念碑代表的“敌人拿破仑”形象并不是德国人的独创。通过渲染战胜拿破仑，树立本国民族认同，实为欧洲各国民族主义建构中屡试不爽的策略。无论比利时滑铁卢的狮子之丘、英国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纳尔逊纪念柱，还是俄国博罗季诺的雄鹰纪念碑，都是“对抗拿破仑”历史意识的见证。由此看来，拿破仑既是欧洲的“公敌”，却也用这种方式把自己深深烙印在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各民族的集体记忆中。

可悲的是，以仇视拿破仑为重要内容的激进民族主义观念，虽然暂时推动了德国的崛起，却注定把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引入歧途。1914年，民族大会战纪念碑落成短短一年以后，仇恨的火星就一举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烈焰，随之而来的是复仇和反复仇的血腥轮回。20世纪前期弥漫在德国上空的民族主义乌云，裹挟着把拿破仑和法国人视为德意志宿敌的思想，把欧洲推入了一场又一场的腥风血雨之中。

远超圣女贞德、路易十四，拿破仑≈法国

百年弹指一挥间，时至今日，法德上空的战云业已消散，欧洲大同的理想却仍未实现。作为与法国并驾齐驱，既彼此合作、又互相竞争的欧陆双核之一，今日的德国人又是如何看待拿破仑这头曾经狠狠咬伤过德意志苍鹰的荒野雄狮呢？

2007年，德国学者的一次问卷调查或许可以提供解答。这项研究名为“德国青少年心目中的法国形象”。组织者在德国北威州的中学中随机抽选1064名12-16岁学生，要求他们回答有关法国的各种问题。虽然调查内容包罗万象，但拿破仑的名字仍然不出意外地出现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上。

当学生们被问及什么是“法国的国家象征”时，拿破仑独得328票，仅仅落后于蓝白红三色旗（739票），高居排行榜第二位。拿破仑在德国的知名度，不但远超过同属历史人物的圣女贞德（87票）和路易十四（61票），而且压倒了代表大众文化的球王齐达内（134票）和家喻户晓的动画角色阿斯特里克斯和奥布里克斯（115票）。

德国学者在总结调查结果时指出，拿破仑毫无疑问是当下德国青少年心目中辨识度最高的法国历史人物。究其原因，调查组织者推测，除了既有观念的惯性和大众文化的渗透以外，可能是由于德国历史教育对法国大革命的着墨较多。不过，这种说法不足以令人信服地阐明拿破仑在德国的高知名度，因为同为大革命时代风云人物的 罗伯斯庇尔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他们在德国青少年心目中的影响力与拿破仑相去甚远。

“脱法入欧”：德国历史课本、公共媒体和博物馆中的拿破仑

为了解答上述疑点，笔者逐一翻阅了德国16个州的历史课程标准。

结果发现，不同于我国泾渭分明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二元框架，德国历史教育通常把本国史和欧洲史融为一体。在这种独特的结构中，拿破仑恰好处于法国史、德国史和欧洲历史之间，位置得天独厚：

拿破仑时而是法国大革命的延续（下萨克森课程要求学生解释“拿破仑以独裁保存革命成果”的现象；梅克伦堡州建议学生思考“拿破仑政府是革命的捍卫者还是终结者？”），时而摇身一变，成为德国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莱茵兰普法尔茨课程规定，学生得掌握拿破仑法典如何推动德意志诸邦的公民权利解放、妇女地位平等；萨克森安哈尔特要求学生知道拿破仑解放德国犹太人的政策；巴伐利亚的一本历史教科书索性把巴伐利亚州的奠基与拿破仑联系在一起）。

更常见的情况是把拿破仑放入欧洲历史的宏观视角，例如黑森州把拿破仑列入主题：“欧洲的现代化及其影响——广义的19世纪”，其中要求学生讨论拿破仑统治的两面性，从而理解他对于欧洲现代化和民族主义兴起的多重作用；莱茵兰普法尔茨设置“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单元，囊括法国在欧陆的扩张、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欧洲各国应对拿破仑的不同方式。

显然，在今天德国青少年接受的历史教育中，拿破仑不只具有“法国人”的身份，还经常被赋予“欧洲人”的新角色，有时甚至被演绎为小半个“德国人”。无独有偶，学校以外的各种公共历史媒介，似乎也都在有意无意地推动拿破仑的“脱法入欧”：

以德国《明镜周刊》为例，从2007年至今，《明镜》共刊登了10篇有关拿破仑的文章。内容既有拿破仑的情书拍出天价的花边新闻，也有虱子造成法军远征俄国失败的奇闻异事，不过，其中不少文章都或明或暗地透露出拿破仑“身份多元化”的新取向：《巨人之间》描述拿破仑与德国诗人歌德的因缘际会；《圣天使堡上空的三色旗》探讨拿破仑与罗马教廷的纷争。不管是跨越国界的私人交往，还是超越国界的政教博弈，都促使读者以更多元、更立体的眼光看待拿破仑，而不局限于“法国政治军事强人”的传统定位。

作为公共历史的另一种重要媒介，德国博物馆也在为拿破仑形象的“欧洲化”添砖加瓦。《明镜周刊》曾刊发专题报道《一代人的伤痛》，介绍在波恩德国联邦展览馆举行的专题展“拿破仑与欧洲：梦想与创伤”。拿破仑与整个欧洲的命运被展览策划者有意识地联系在一起。2014年，德国吕登沙伊德市举行跨年展览“抵抗拿破仑”，虽然名称充满火药味，但是展览的官方网站开宗明义地借助今昔对比，推导出通过欧洲视角重读拿破仑的主旨：

“2013年的欧洲——欧洲的理想遭遇危机。金融秩序、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每况愈下。欧洲共同体的梦想已悄然动摇。”

“1813年的欧洲——人们在拿破仑战争的阴影下呻吟。领土变迁和随之而来的现代化，让人们日益把外国的占领视为屈辱。”

“今天，欧洲大陆的命运再次取决于法国和德国的选择。作为一个争议不断，但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人物，拿破仑的价值正再度显现。他的崛起和陨落有助于人们思考欧洲变革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总之，在学校历史教育、大众媒体和博物馆等各种历史传播渠道的共同推动下，拿破仑依然是德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巨星。同时，当下德国人心目中的拿破仑形象正悄然蜕变。笼罩在拿破仑身上的“德意志民族仇敌”的反派色彩，正被更丰富、更包容、更“欧洲化”的历史眼光取代。

站在欧洲视角上重读拿破仑，既是客观公允地还原拿破仑历史功过的产物，也是当今德国思想变革的反映：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淡化激进民族主义、拥抱欧洲融合，已经成为德国社会的主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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