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知多名朝臣被诛，唐文宗悲不百胜，却也无可奈何。如今，他基本完全处于太监控制之下。只能于深宫九重哀叹悲凄。
太监们骄狂至极，借机报私冤，在京城杀人无数。宦官田全操甚至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士民惶惧，人不聊生。最后，还是藩镇之一的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刘悟之子)上表，控诉宦官滥杀，大公公们才有所收敛。
甘露事变后，以太子宾客身份在东都洛阳闲居的白居易闻知长安的老同事们纷纷全族一起上法场，宰灾乐祸地作诗：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
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显然，退居政治二线的白老头一直胃火灼心，如今看见昔日热火烹油的后来居上者们终于一命归黄泉，难免卖弄自己早退先知的狡黠和明哲保身的智慧。
很快，白居易又作《即事重题》，以显示自己惨剧发生后他在洛阳的惬意和闲适：
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
身稳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无?
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竟使这个青年时代正直无私的才俊变成如此鄙陋、冷血的老政治动物，令人齿冷心寒。
优游山林、畅饮低酌之间，白老头在暖阁里天天搂着几个未成年少女，放荡老身子骨，一树梨花压海棠，“纵酒放歌聊自乐”。当然，幸灾乐祸之余，也有后怕，也有惊悸，也有自己及时逃离京城政治旋涡的庆幸：
今日看嵩洛，回头叹世间。荣华急如水，忧患大于山。
见苦方知乐，经忙始爱闲。未闻笼中鸟，飞出肯飞还。
——《看嵩洛有叹》
看似达观、潇洒，实则势利、贪安。
在“意识形态”影响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辑录的白居易诗，大多是“忧国忧民”之作，其实只是老白诗中的“冰山一角”。而且，种种教科书、文学传记书，言及白居易诗，必有两则俗不可耐的大花边：一为“老妪能解”，二为“广泛流传至日本等国”――“老妪能解”完全不能说明白居易的高明，就象今天的大诗人北岛绝不会“夸口”说门口卖菜王大爷喜欢读他的诗一样;“广泛流传日本等国”也是个笑话，白诗浅俗，当日的倭国又是僻荒蛮地，会认字的最多也只有懂得白居易的水平。即使现在拿李贺任何一首诗去问日本的大学教授，也没几个人能究其深远喻意。此外，就象今天美国大片和音乐能深入基里巴斯或基巴里斯类似的小地方一样，白居易诗当时流入日本也根本不是摆上台面的什么“光荣”。实际上，元稹、白居易的诗风是“浅俗淫靡”的“元和体”，后起之秀李商隐、杜牧等人对这种诗风痛心疾首，以“高绝”之诗风想涤洗“元和体”的俗薄和稚陋。
同为官场元老，与白居易相比，裴度虽也浮沉避祸，但很少表露有幸灾乐祸的味道。裴老头以美酒破愁城，诗文之间，只是透露看似闲适的心境，并无隐藏不住的偷笑或者抑按不住的悲愤：
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
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
——《凉风亭睡觉》
观裴度在“甘露事变”后的诗文，明显见出此公要比白居易厚道得多。
裴度
老年人如此，相较之下，还是李商隐意气风发。时年二十四岁的青年诗人在“甘露事变”发生后，马上作《有感二首》，愤愤不平，感慨时局：
其一
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如何本初辈，自取屈牦诛。
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
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
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
其二
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
御仗收前殿，兵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
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李商隐《有感二首》
在《有感?其一》中，诗人前四句先赞文宗英明大略，以袁绍(袁本初)、何述等人汉杀诛除宦官之典，把李训、郑注比作“本初辈”，说他们用心不细，终于造成太臣们的被杀;“有甚”四句，以汉文帝与宦者同车， 爰盎进谏一典指郑、李本想助文宗清灭宦官，但“甘露之变”失败，大臣反被贼人(萑苻)杀害;“证逮”四句，以身材魁悟的汉相王商比拟李训，同西晋王衍不能辩认“胡雏”石勒一样任用小人郑注，最终牵连众臣，一起被杀;最后四句，讲天地之间，恐怖气氛遍布，数百朝官顿入阴曹鬼录。
《有感?其二》，前四句描写皇宫内流血杀人，如同战场，又以东汉卢植、庞萌两人作比，暗示文宗看人不准，没有用贤臣除阉，反而任用李、郑两个人办此大事;“御仗”四句，指事变不成功，曹孟德诛杀宦官亲近的五色棒不仅未成威，反而把中兴的希望也给阻绝了;“古有”四句，还是讲郑、李忽然行事，鲁莽冒失;最后四句，哀叹王涯等大臣糊里糊涂被杀，而近日宫内为皇帝庆寿用的音乐，都仍然袭用《咸池》、《六英》(喻指王涯选定的《云韶乐》)古乐)，闻之令人生悲怀。
李商隐的这首诗，现代人看来几乎句句用典，隐晦非常，其实，在当时，稍有一点文化修养的人都可明镜般看出诗中意旨，青年诗人的义愤和正义感，勃勃而发，可以说是那个黑暗时段最大胆的作品。万马齐暗之中，此诗难能可贵。
不久，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两次上表，对宰相王涯等人无罪被牵连杀戮表示义愤。听闻此讯，李商隐又作《重有感》一诗：
玉帐牙旗得上游，
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
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
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
早晚星关雪涕收?
诗中前四句以东汉窦融比拟拥军一方的刘从谏，鼓励他应该挺身而出，为皇帝分忧，更应提军而上，像东晋的陶侃调伐叛臣苏峻一样领军前来，诛除宦官势力。后四句，诗人悲愤写道：皇帝如蛟龙失水遭受困厄，作为猛健臣子能不来分担主忧吗?希望刘从谏立即行动，使死者、活人都能化解冤曲，清除盘踞宫禁的阉人，朝士百姓，肯定会拭泪欢舞。此诗盼望之意刻切，愤郁之情溢于纸上，彰显了政治上还很不成熟的青年诗人一片拳拳救国报主之情。
李商隐才子命乖，身逢乱世不说，又处于“牛李竞争”的夹缝中，一辈子蹭蹬蹇涩，衰到十足。从谱系方面讲，他与李唐皇族同宗，但属渺远支系，自童年起就随父辗转奔波。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李商隐巧遇伯乐：天平军节度使令孤楚很欣赏诗人的才思，辟为幕僚。但是，大和七年诗人赴京应试落第，不得已又去华州做幕僚。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令孤楚的儿子令孤綯出力不少，李商隐终于进士及第，时年二十六。转年，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辟，为其幕僚，并娶其女为妻——此举成为他日后一生困顿的开端!王茂元在政治上属于“李党”，令孤父子属于“牛党”，李商隐此举，被视为是“诡薄无行”的背叛举动。后来，他在弘农县尉任上又得罪上司，不得不挂官而去。唐武宗继位后，“李党”得势，本来李商隐仁途出现重大转机，但当年其母病逝，依礼要离职服丧。等到他终有机会回朝时，唐武宗崩，唐宣宗上台，尽逐李党，令孤綯为相，诗人自然处于极其狼狈的境地。无奈，他只能只身一人应李党成员、时为桂管观察使的郑亚之邀，远至桂林作幕僚，“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正是诗人当时悲愤苍惶心态的写照。在桂林的一年多，诗人生活基本风平浪静。但郑亚很快因事被贬，李商隐又失去依靠。回到长安后，走投无路的诗人只能厚着脸皮去见令孤綯，得补太常博士。好不容易得一微官，妻子又因病亡故。一击又一击，上天对才人真是太不公平。大中六年，心灰意冷的李商隐又赴梓州为人作幕僚，“刻意事佛”，心如死灰。六年之后，诗人含恨离世。
“甘露之变”后，另一重要诗人杜牧也有感触，但他的态度同李商隐完全相反。当时，一直辗转在外的杜牧刚刚入京作监察御史，恰值李训、郑注气势熏天之际，杜牧对二人又反感又惧怕。很快，他的好友兼同事侍御史李甘被李训外贬为封州司马，更让杜牧义愤难平。气归气，恨归恨，处于政治旋涡的杜牧已是官场不大不小的油子，当时没有任何诗作表态。未几，他又赴洛阳作官，逃过了“甘露事变”的血劫。假如他当时在朝，很可能在乱中被宦官杀掉。
十多年后，在其《昔事文皇帝三十三韵》中，杜牧小声讽讥了李训和郑注“狐威假白额，枭啸得黄昏”对于阉党，杜牧只字未敢提一家，连影射字眼也毫毛全无。
杜牧与李商隐齐名，后世称此二人为“小李杜”。杜牧一生，与李商隐一样，也是颠沛流离，仕途乖蹇，原因也相同——陷入“牛李党争”的纠缠。
杜牧家世显赫。“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当年韦皇后九族被杀，由于杜家大族与之联邻而居，杜曲、韦曲挨在一起，“诸杜滥死非一”，杜家一族也被当作韦氏家庭，被兵士枉杀了不少。杜牧家族，在唐代就出过十一个宰相，其祖父杜佑，也曾三朝作相。但是，由于父亲早死，杜牧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变故，“食野蒿藿，寒无夜烛”。贵家子弟，一朝沦落。但杜牧好学上进，一心求学，不仅文才好，他又苦读兵书，准备经世济用，一展才略。在《上周相公书》中，杜牧的文韬武略，淋漓尽致，展露无遗，绝对是将相之才。
太和二年中举后，杜牧只获任校书郎。不甘心录章摘句，诗人就入牛僧儒淮南节度幕府，一不小心，成了“牛党”份子。在近十年的幕府生涯事，杜牧倒不象李商隐那样穷愁落魄，反而是豪奢潇洒，终日纵酒欢歌：“男儿所在即为家，百镒黄金一朵花”，贵公子的深层习气一曝无余。
甘露之变，杜牧逃过一劫，后又于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入京任左补阙，由于政治黑暗，诗人噤口落寞，还劝人“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稍有慷慨，也是风月的放达与往昔轻薄的回顾：“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唐文宗死后，李德裕为相，牛党人士纷纷落马，但杜牧未受太大冲击，何者，李杜两家是世交，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还曾为杜牧爷爷杜佑的僚属，李德裕还辟杜牧弟弟杜剀为幕僚，二人又均是高门出身，自然关系不会很差。虽如此，由于杜牧和牛僧儒关系太近，李德裕会昌年间当权时并未重用这位奇才诗人。而且，杜牧由于曾得罪过李德裕好友李绅(当时也入朝为相)，不久他就被外放黄州。
这位李绅不是别人，写过著名的《悯农二首》：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同样一个人，也是“司空见惯”典故的由来人。这位早年写诗忧农的大官，晚年位至司空，盛排酒宴招待诗人刘禹锡，并在席间遣美貌歌女劝酒“三陪”，为此，刘禹锡感慨道：“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剌史肠”。
可见，知识分子作文作诗是一码事，人品和行事完全又是另一码事。
唐武宗继位，李德裕立被窜逐，“李党”失势，“牛党”纷纷回朝。杜牧很尴尬，由于“李党”在位时没怎么“迫害”他，“平反”名单中也就没他份，而且，由于其弟是“李党”，“牛党”还把他放至更僻远的睦州作剌吏。
病急乱投医，杜牧忙向时为宰相的白敏中上书，大肆吹捧“牛党”，并恶毒攻击李德裕，十分不厚道。白敏中没什么反应，倒是有贵人出手相授，宰相周墀把他调回京城，任司勋员外郎。
真正回朝又回政治中心，杜牧不久即大失所望，哀叹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后来他得为知制诰一官，清显位重，但锐气尽失，暮气沉沉，不久即郁郁而终。一生沉沦，“半是悲哀半是愁”。
再讲一下文宗皇帝。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完全失去权柄，受制于阉宦，“虽宴享音伎杂陈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
一次，他在集思殿与当值学士周墀聊天，问：“朕与前代皇帝相比，可以和哪位相提并论呢?”
周墀文臣，自然说“客气话”，“陛下圣明，可比尧舜。”
文宗苦笑。“朕怎敢与尧舜明主相比，我向爱卿询问，只是想知道我与周赧帝、汉献帝相比，强弱如何?”
周墀闻言大惊，手中酒杯都掉在地下：“那两个亡国之君，怎能与陛下相比!”
文宗摇头，叹息道：“周赧帝、汉献帝受制于诸侯、权臣，现在朕受制于家奴阉宦，以此言之，朕实不如二帝!”言毕，这位皇帝泣下沿襟，委屈得不行。
公元839年，“甘露事变”四年之后，病中的唐文宗也被宦官毒死，时年三十三。
当时得知文宗皇帝驾崩的消息，诗人李商隐有《咏史》一诗，伤悼文宗：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珍珠始是车!
远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此诗并非讽刺文宗奢侈，相反，诗人字里行间充满惋惜之情。唐文宗一生节俭，又竭力用贤，只是“运去时穷”，误用小人，事与愿违，最终被“家奴”药死，含冤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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