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子赶考，每三年举行一次的江南乡试在农历八月初进行，又称作秋闱。多年寒窗苦读的学子能否加官进爵、鲤鱼跃龙门就看这一回了。位于南京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点之一，每到此时也就进入最热闹的季节，大江南北的学子纷至沓来。

　　岁月流转，昔日江南贡院，今日变身为中国科举博物馆。在这里，大家可以全面了解古代考生是怎样参加科举考试的，并且还能亲身体验科举考试现场的紧张气氛。考生们都要经过哪些考验才能进入考场?进入考场又会面对哪些考验呢?现在，请跟随小编来体验一下古代考生的酸甜苦辣吧。

　　科举考场

　　江苏安徽学子都要到南京来参加“乡试”

　　江南贡院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南宋孝宗年间，公元1168年，建康(南京)知府史正志在这里创建了建康贡院，此时的贡院只是作为县府学考试场所，占地不大，应考人数也不多。如果遇到考生增多，则借用附近的寺庙举行考试。

　　直到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江南贡院才开始被用作科举考试中的乡试和会试场所。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但南京仍是留都，江南贡院依然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场所。因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参与考试的士子日益增多，原有的考场显得越来越小，于是朱棣下令进行扩建，改建成“江南贡院”。

　　后来经明清两代不断扩建，到清光绪年间，江南贡院已经非常具有规模。占地约30万平方米，拥有考试号舍20644间，另有主考、监临、监试、巡察、同考等官员的官房千余间，再加上膳食、仓库、杂役、禁卫等用房，更有水池、花园、桥梁、通道、岗楼等用地。规模之大，占地之广，为全国考场之冠。考生最多，状元也最多，单看清代，考生中考中状元的人就达58名，占整个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

　　因为江苏省和安徽省在清初都属于江南省，到康熙时期才划分为苏、皖两省，但政治、军事仍为一体，所以清代的乡试仍沿用明制，即江苏和安徽两省的学子都要到南京来参加“江南乡试”。

　　据江南贡院老馆长周道祥介绍，今天夫子庙内平江府路的得名就是因为这条路周围当时建设的是苏州考生的号舍。

位于南京的江南贡院

　　科考之路

　　考试资格

　　身家清白、不能冒籍、不能匿丧

　　要实现金榜题名，首先，除了要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还要经过重重关卡，一路过关斩将，才能具备参加乡试的资格，特别到了清代，学子必须先通过童试考上秀才，才能到江南贡院参加乡试。

　　“那时的考生要想参加科举，首先要有参加考试的资格，比如必须身家清白，不能在服丧期间参加考试，不能冒充户籍等等，还要请保人作保，如果发现有一条违反规定，不仅本人要受罚，连同保人也要受罚。”周道祥说。

　　在清代，考秀才时就已经有上述规定了，比如凡是娼(妓女)、优(唱戏的)、隶(皂隶)、卒(士兵)的子孙，都不能参加童试。因为在封建社会，考中举人进士之后，便有可能获得官职，一旦升官，不但封妻荫子，还能褒封祖宗三代，假如祖上三代是娼、优等人就有辱名誉。此外还不能冒充本县人的籍贯，因为一旦“冒籍”，就会挤掉本县士子的名额。另外参加科举的人还不能匿丧。就是假如家中有父母丧亡，子女必须服丧，这是起码的孝道。

　　赶考交通工具

　　富人骑马，穷人背着考篮靠步行

　　即便具备了科考资格，接下来还要面对重重考验，首先要能等。

　　因为乡试要三年才举行一次，所以即使你胸有成竹，也要耐心等到开考那一年，除非你运气好，碰到了皇帝家办喜事，比如皇帝过大寿或大婚了，那就可能在这年开设恩科，给学子多一次考试的机会。“比如慈禧太后六十大寿那年，就开设了一次恩科，张謇也是这次恩科中考取的状元。另外光绪三十大寿的时候也开设过一次恩科。”周道祥说。

　　当时来南京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水路，一是陆路。沿江一带的学子，基本都会从水路前往南京。

　　路途遥远的也要提前一两个月就从家里出发，路上风雨兼程，马不停蹄地赶往南京。家境好的，陆路可以骑高头大马，水路可乘坐上等游船，一路边看风景，边会诗友，身边还配有几个书童照料生活起居，好不惬意。而家境贫寒、路途遥远的学子就可怜了，首先盘缠怎么解决，在吴敬梓写的小说《儒林外史》中，范进就因到老丈人胡屠户那借钱被骂得狗血淋头。即便筹备到了盘缠，路上还得节衣缩食，不能坐贵的交通工具，能走就走，还要背着考篮，里面装着重重的书籍和生活用品，一路风尘仆仆。

　　考生入场

　　三个大门同开，凌晨三点听炮声进场找号舍

　　等赶到考试地点，落下脚来，接下来更严峻的考验来了，那就是如何度过接下来的漫长考试。

　　根据清代的乡试制度，乡试分为三场，从八月初九开始，每场考三天两夜，共9天6夜。

　　对于考生来说，考场的挑战从进门前就开始了。因为江南贡院的考生众多，常常达到一两万人，在一夜之间点名入闱往往做不到。贡院门外拥挤混乱，常有考生在此过程中跌伤。比如嘉庆癸酉科(1813年)，考生们露宿街头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才得以全部进门。

　　到道光年间，林则徐担任江苏巡抚一职，1832年刚好是壬辰科江南乡试之年，于是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担任江南乡试的监临官。林则徐经过调查，发现了考场管理上的很多弊端，于是就进行了整顿，其中就对入场方法进行了整改。

　　林则徐下令事先统计两省各府、州、县考生的人数，根据人数的多少，分成三部分，原来一门进场改为三门放行，分别由贡院的三个大门同时入场，并且把入场的时间、场门、顺序，制成清单，考生在买考卷时每人发一张，让其遵守执行。入场时考生以炮声为信号，凌晨3点开始点炮入场，林则徐亲自点中门号炮，之后每隔一小时放炮一响，三处同时换旗，考生通过搜查之后，沿着甬道分别找到属于自己的号舍，这样点名到午时即可结束。江南贡院中心建筑明远楼，当时起着号令和指挥全考场的作用，至今保存完好。

　　考场环境

　　吃喝拉撒全在号舍，能否抢到好位子全凭运气

　　点名结束后，考生们就迎来另一场考验，天气和环境的考验。

　　因为乡试的三场考试，每一场都历经3天，这期间，考生的吃喝拉撒全都在一个高6尺，深4尺，宽3尺的号舍里。每年的农历八月，正值南京“秋老虎”季节，蚊虫张狂肆虐，气候闷热异常。此时，放置于号巷尾部的粪桶，经暑气一蒸，臭味弥漫，令人窒息。因此坐在这个粪桶附近的考生就非常倒霉。据说曾经有位才华横溢的考生就因为坐在巷尾的“粪号”而受到影响，被熏得头晕眼花，无法考试。三场过后，不但没有考中，还生了一场大病，差点丢了性命。

　　因此，抢号就成了考生的头等大事，考生抢号的方法是：陪送考生的家属先将竹制的空考篮放置于贡院大门外，等到龙门一开，立刻快步赶入院内，将考篮放在号舍案头，此号也就占为己有，而无考篮的考生就不能抢占。

　　不过抢号是到了清末才出现的事，在此之前，考生都是有规定的号座的，能不能安排到好座就靠大家的运气了。

　　但即便抽到好号座，在这样一个鸽子笼般的号舍里呆上几天也是相当不易的。一位曾参加江南科举的考生在其所著的《明斋小识》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初八日天气微凉，人悉兼衣。及明午暴热，日如火炙，甚于三伏，又旁置红炉，后叠衣服，遂致两眼昏懵，气不能出。至二场以单衣进。十一夜半，大雨忽来，陡然寒冷，体僵齿战……

　　就是说这年乡试，第一场进场时，天气还比较凉，所以他穿了厚衣服进场，但第二天突然暴热，热得两眼昏花。于是到第二场进场时，他就穿了单衣进去了，没想到晚上天又下起雨来，又冻得要死。

　　八月南京的天气，是忽冷忽热，所以对考生来说无疑是一场挑战。

　　在这样一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中，想要成功，谈何容易。江南贡院每次乡试，参与者有一两万人，但最终录取的只有一百多名，这样低的录取率，令无数考生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在江南贡院内，有一个张贴皇榜的大照壁，照壁上如今有一幅瓷画，就是描绘当年科考放榜景象的。画面中，有人看到上榜喜笑颜开，有人看到落榜则躲在角落抱头痛哭，考生中有年纪轻的，也有年纪大的，生动地描绘了一派科考众生相。

　　作弊手段

　　考场规定：

　　不得夹带纸条、要穿单层衣服、食物要切开

　　古今中外，每场考试，最严格的当然还是考场纪律。不许作弊是千百年来对考生的基本要求，为了考试的公平公正，科举考试自然也是有相当严格的规定。

　　康熙五十三年规定，考生入场，“皆穿拆缝之衣服、单层鞋袜，止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到乾隆年间，礼部又发新场规，如考生的帽子，大小衫、袍等都只能用单层，皮衣要去面，毡衣要去里，袜子也要单层，鞋子要薄底。

　　对考生的考具也有规定，如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要镂空，注水入砚台用的水注要用瓷的，木炭只许二寸，蜡台要用锡的。而对于考生所带的食物，糕饼饽饽，都要切开，防止里面夹带纸条等。此外，风炉、防风灯等用品，也可以携带，但都必须严格查验。对于考篮也有规定，“或竹或柳，应照南方式样考蓝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

　　作弊小抄：

　　薄如蝉翼的小抄纸、鞋跟里藏“奇书”

　　按理说，在这样严格的搜检和惩罚制度下，考生是难有机会作弊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依然有考生能携带小抄蒙混进场。

　　在中国科举博物馆内，就收藏有清代考生作弊的夹带。这些夹带纸张相当薄，十几张叠在一起，还没有一张普通夹宣纸厚。每页4厘米左右直径的纸片上，用毛笔抄录了《论语》中的重要篇章。据捐赠者介绍，这些夹带是利用一种仅有两根老鼠胡须特制毛笔书写而成。可见当时作弊者，是多么挖空心思。

　　还有一种小抄，是夹在鞋底里的。这种小抄是从一双清代千层粉底“文士靴”的后跟里发现的，是一位江南乡试士子的后裔在给这双靴子拍打灰尘时发现的，他没想到从这双靴子的后跟滑出一只仅火柴盒般大小的抽屉，抽屉里面就藏着一本稀世孤本《增广四书备旨》。这本书为线装本，里面70页正文纸张洁白细腻，薄如蝉翼，书长6.5厘米，宽4.5厘米，厚5毫米。书虽小，却包括《大学》《中庸》《论语》三部书的全部内容和宋代大儒的详尽注释，其印刷技术之高令人拍案叫绝。该书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调查后，确认为中国现存十万余种古版书籍中，版面最小，文字最小和至今唯一发现的一本清代石印科考“作弊奇书”。

　　买通官员：

　　收买誊卷官，在试卷上设暗号

　　考生除了夹带小抄，还有一种作弊方法就是买通考官。在清代，对主持乡试的官员也是有相应规定的，比如不用本县的官员，主考官员赴任时，不许携带家眷，不许携带过多随从，不得与外界结交，不准游山玩水等等。但即便如此，还是不能杜绝买通考官的现象，有人会在主考官经过的路上给他们传递贿赂信件。收掌、受卷、弥封、誊录、对读之类的小官，也常被买通。比如誊卷官，他们在接受了贿赂后，便对某人的卷子认真抄写。否则便书写潦草，甚至故意抄错。

　　按理说，试卷的姓名是被弥封的，誊卷官是无法辨认的，但他们自有妙招，方法叫做“用襻”。就是任意选择两个字，约定在卷中第几行使用，并制定上文的第几格必须用某字，下面的第几格必须用某字，就像衣服上的襻纽相扣，因此称为“襻”。这些“襻”字，都是誊卷官和考生事先拟定好，然后在入场前交给考生，名为“送襻”。有的誊卷官不仅送襻，还私自带笔，帮助考生修改试卷。

　　到江南贡院赶考的名人

　　明清时期的江南贡院是全国考生最多的地方，唐伯虎、郑板桥、吴承恩、吴敬梓、翁同龢、张謇等一大批著名人物都曾来这里赶考。但即便是这些历史名人，很多人也没能在这里实现他们的仕途梦，比如吴承恩、吴敬梓，因为这条实现“金榜题名”的路途实在是太艰辛了。

　　吴承恩从26岁考到42岁都没能考上

　　吴承恩，祖上是涟水人，后迁至山阳(今江苏淮安)。吴承恩是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但谁都没想到这样一位明代鼎鼎有名的文人，在科举考试中却屡试不第。

　　吴承恩从小就很聪明，少年时代，已写得一手好文章，成为乡里有名的“小学士”，左邻右舍经常向他求文索字。上私塾时，吴承恩学习非常勤奋，在入县试时，以全县第一名考中秀才，成为县学生员。不久，吴承恩因成绩优异，由县学升入府学，在府学，他成绩也名列前茅，知府对他十分器重，经常劝他进取功名。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闻”。这是封建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富贵，走上仕途的必经之路。嘉靖十年(1531年)，吴承恩从山阳县码头与学友一起乘船起航，来南京参加乡试。这一年，他26岁。明代射阳士子一般都坐船南下考试。船头插着“乡试”的彩旗，甲板上则堆满了学子们的行李、书籍。整条大运河上大小船只大部分都是各州府的秀才。在赴南京赶考途中，吴承恩一直在琢磨的是《西游记》写好后如何出版，到了南京，他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到金陵著名的刻印社世德堂去联系刻印事宜。

　　由于吴承恩的一心二用，所以第一次乡试，他落榜了。回到家中，父亲被吴承恩气得一病不起，不久就病逝了。父亲的去世让吴承恩伤心不已，在家守孝三年后，到嘉靖十三年(1534年)，吴承恩又一次来到南京赴考，但又失败而归。嘉靖十六年，吴承恩再次赴考，依然失败，之后，他又连续考了几次，都没能成功。到42岁那年，他还在赴考。

　　科场的失意，让吴承恩对封建官场、科场的腐败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把一生心血都投注到了《西游记》上，成就了这部名作。

　　吴敬梓乡试落败后就彻底放弃科考和功名了

　　与吴承恩一样，两百年后出生的吴敬梓也是一个屡试不第的大学问家。

　　吴敬梓出生在一个安徽全椒官宦家庭，打小就是一个公子哥，养成了一掷千金、大肆挥霍的性格。在父亲病逝那年，吴敬梓考取了秀才，为父服丧后，吴敬梓便在29岁那年到南京参加乡试，但名落孙山。祸不单行，就在当年春天，吴敬梓的爱妻陶氏病故，经过一连串的刺激，使吴敬梓对科举产生了不满，于是有了后来那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儒林外史》，书中“范进中举”的故事正是他对科举制度不屑和嘲讽的真实写照。

　　由于吴敬梓不事生产，挥霍无度，受到乡里子弟的鄙视，于是吴敬梓决定离开全椒，到秦淮河畔购置了一处房产，把全家接到了南京。在这里，他和第二任妻子叶氏到处游山玩水。

　　吴敬梓到南京以后第三年，即乾隆元年，清王朝下诏征“博学鸿词”学者，吴敬梓因学识超人，十里传闻，安徽巡抚赵国麟便亲自登门拜访，想举荐他去参加，但被吴敬梓拒绝，从而彻底断绝功名进取。

　　因没有生活来源，散尽钱财后的吴敬梓只能靠卖文为生，最后贫病交加，很快就去世了。

吴敬梓

　　唐伯虎乡试第一，却因舞弊案牵连告别科举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伯虎(唐寅)也曾在江南贡院参加乡试，并且考中解元。

　　唐伯虎是苏州人，出生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与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并称“吴门四才子”。

　　要说唐伯虎的科举之路真是坎坷。早在乡试前一年，1497年，监察御史方志到江南试学(明代科举乡试前的一次考试，考中者才能参加乡试)。方志是一位“先德行，后艺文”的道学先生，他风闻唐伯虎的风流放荡，便心中不悦，扬言“不管唐寅考得多好，都不予录取”。果然，在这次选拔考试中唐伯虎名落孙山。好友祝允明、文征明得知后极为不平，托人向苏州知府曹凤说理。曹凤十分爱才，对唐伯虎也很赏识，经过他的极力推荐，才让唐伯虎得以补考，准许参加南京乡试。

　　1498年，唐伯虎来到南京参加乡试。所出考题为“古之欲明”三节，“礼之用和”一节，主考官梁储看到唐伯虎的答卷后，感叹不已。乡试张榜之日，唐伯虎高中该科南京乡试第一名解元。唐伯虎才名自此大起。

　　第二年，唐伯虎与大财主徐经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不料徐经贿赂得到考题，唐伯虎也因此被牵扯进这场科场舞弊案而被含冤革黜。

　　科场的失意，让唐伯虎进身仕途的愿望破灭，他回到苏州，在城北桃花坞建桃花庵，致力于绘画，卖画为生。中年皈依佛门，五十四岁与世长辞。

　　“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南京考中举人

　　清代中叶，著名的“扬州八怪”在画坛崛起，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郑板桥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江南贡院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郑板桥生于书香门第，但因为三岁丧母，生活困难。二十四岁时他参加童试考取了秀才，但是因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放弃仕途去做了私塾老师。直到雍正十年秋天，四十岁的郑板桥，才来南京江南贡院参加乡试。

　　郑板桥对南京一往情深，留下了诗篇。乡试中他考取举人，悲喜交加。从二十四岁到四十岁，科举之路多少酸甜苦辣。

唐伯虎

　　乾隆元年(1736年)，郑板桥来到北京，参加会试，考中贡士，不久参加殿试，考中第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在足足等待六年后，郑板桥等到一个七品官，去山东省范县任县令。官场中的郑板桥出淤泥而不染。到乾隆十一年时，郑板桥被调往潍县做官。这也是郑板桥一生中最后的官宦生涯。他最终的归宿还是回到了诗书创作之中。

　　“难得糊涂”是郑板桥流传于世的墨迹。糊涂人难得聪明，聪明人难得糊涂，聪明中带点糊涂，方为处事守身之道。若一味聪明，必招怨尤，反不如糊涂为妙用。这四个字正是郑板桥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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