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崛起国与老牌霸权国之间难以避免的冲突乃至战争，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德国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决被视为最经典的案例之一。如今，探究德英冲突的成因，对于有关国家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警示意义。

　　结构性矛盾难调和

　　迄今为止，真正具有主导世界能力的霸权国只出现过两个，这就是近代的英国和当代的美国。与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大致相当的只有古代称霸欧洲、西亚、北非、地中海广大地区长达三四个世纪的罗马帝国。这三大霸权国创业靠的是“刀与剑”，守成离不开“血与火”。面对崛起国，其本能反应自然而然地表现为以超强实力予以遏制。这是霸权国与生俱来、无法更改的天性。

　　英帝国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庞大的帝国，称霸世界长达一个世纪。1900年，英帝国拥有310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拥有最强大的海军、最庞大的商船队和世界金融中心。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德国、日本开始崛起，英国实力相对下降，面临着如何与崛起国相处的抉择。英国虽然仍是世界上头号强国，但已无全面打压别国的实力，于是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与美国和解，与日本结盟，集中全力对付德国。在英国看来，德国既有挑战的实力和意图，又近在咫尺，实乃心腹之患。

　　1871年赢得普法战争胜利和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后，德国发展迅猛，到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一个人口众多、文化素质高、军事实力强、经济实力雄厚的资本主义强国。拥有欧洲战斗力最强的陆军和紧随英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海军、世界第二大商船队。工业实力超过英国，位于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具备如此实力的德国，在德皇威廉二世于1897年任命蒂尔皮茨为海军大臣、皮洛夫为外交大臣之后，便抛弃了俾斯麦立足欧洲大陆的“大陆政策”，开始推行“世界政策”，其实质就是在称霸欧洲大陆的基础上，扩建海军，争夺制海权，向海外扩展殖民地，争霸世界，建立大德意志帝国。

　　德国的“世界政策”与英国的世界霸权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德国称霸欧洲的企图，与英国维持欧洲均势的政策背道而驰，历史上英国总是联合欧洲大陆国家去遏制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那个国家，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反对任何一个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德国扩建海军，直接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德国争夺“日光下的地盘”，在殖民地已经接近瓜分完毕的情况下，迟来的德国必然越来越多地闯入占有殖民地最多的英国的势力范围。因此，英国得出结论，德英对立的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两个国家的相对地位之中，双方武装冲突终究不可避免，必须对德国加以遏制。

　　海上争霸走向敌对

　　海上霸权被英帝国视为生存的支柱和必须竭尽全力确保的核心利益，决不容许受到挑战。1911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英帝国秘密会议上就说：“真正决定英国外交政策的，是海上霸权的问题。”德国大力扩建海军，一战前最后几年德国60%的军事预算都花在海军建设上，直接挑战英国核心利益，导致德英关系迅速敌对化。

　　建立强大的海军舰队是威廉二世政治意图的核心。早在1897年他就宣称，“德国的未来在海上”，只有舰队才能保证德国获得与其经济实力、文化水平相称的世界强国地位，才能保证攫取海外殖民地。1898年，德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海军法案，计划在6年内必须形成各有8艘战列舰的两支分舰队。之后又通过多个海军附加法案，紧跟英国步伐，大力建造战列舰。1914年一战爆发时，德国拥有战列舰、战列巡洋舰41艘，英国拥有战列舰、战列巡洋舰69艘。德国海军由1898年的世界第六位，一跃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军力量。

　　德国扩建海军从一开始就针对英国。1897年，德国海军大臣蒂尔皮茨提交给威廉二世的备忘录就已明确把英国当做假想敌：“对德国来说，当前最危险的敌人是英国。”英国对此保持高度戒备。1902年英国海军大臣塞尔伯恩在一份内阁文件中指出：德国舰队的巡航距离短，是专门设计用来对英国本土作战的。1904年英国海军部拟定了第一份对德战争计划。1909年英国爆发“海军恐慌”，担忧德国海军后来居上，决定将当年建造“无畏”级战列舰的数量，由原计划的4艘猛增到10艘。1912年3月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在议会作出强硬表态，明确宣布德国是英国在海上唯一的敌人，德国每造一艘主力舰，英国就造两艘。

　　德国外交大臣屈尔曼在一战后总结道：“战前在英国的多年政治活动使屈尔曼深信，德国作战舰队的迅速扩建乃是使英国站在敌人方面的最主要原因。”不过，英国的所谓“海军恐慌”是霸权国对崛起国常有的那种过度恐慌，甚至是别有用心故意渲染的结果。“德国威胁论”有利用的价值。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后来也承认：“是海军部制造了这场恐慌，事实是英国必须夸大对德国的海上劣势。”

　　鲁莽外交火上浇油

　　1871年至1890年俾斯麦主政期间，德国推行“大陆政策”，外交稳健务实，为德国赢得了游刃有余的国际环境。1890年3月俾斯麦被迫辞职后，德国步入“新路线”时期，继而于1897年开始推行“世界政策”，外交上鲁莽短视，非理性举措一再上演。

　　德国一开始对与英国结盟抱有无限痴迷而又不切实际的期望，妄想德英两个大国合作主宰欧洲事务。威廉二世对其舅父——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说：“没有英国的首肯，在欧洲一只耗子也不能乱动一下。”1898年至1901年，英国提出与德国建立关于远东的地区性同盟，德国不理解英国决不加入任何无限制的军事同盟的外交传统，强求英国与三国同盟建立全面同盟，结果谈判失败。英国转而于1902年与日本建立关于远东的地区性同盟，1904年、1907年又先后签订《英法协约》《英俄协约》，德奥集团陷入包围。

　　德皇及其外交智囊的鲁莽冒失典型地反映在“克鲁格电报事件”上。1895年12月29日，英国派詹姆森率领一支骑兵入侵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遭到惨败，詹姆森被俘，英国政府极为尴尬。在德国舆论和外交部的鼓动下，1896年1月3日威廉二世给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发出电报，祝贺他“依靠本国的人民而不求助于友邦，成功地粉碎了武装匪徒的入侵”。在英国看来，这是德国对英国的羞辱和挑衅，因此大为恼怒。

　　一战前两次摩洛哥危机则表明德国只知道制造危机，而不懂得如何收场。1905年，法国在英国支持下企图将摩洛哥变成法国的保护国。为阻挠英法计划，威廉二世在摩洛哥丹吉尔港公开表示，要维护摩洛哥的主权和独立，保卫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德国政府叫嚣：“如果法军越过摩洛哥边境，德军也就立即越过法国边境。”但是，英国立即对德国发出警告，不许德国对法国进行战争威胁，同时与法国磋商军事合作措施。德国并未做好战争准备，只好软了下来，同意通过国际会议解决争端。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也因英国干预，德国不得不收手，这都导致德英关系势同水火，同时极大地拉近了英法关系。

　　德英关系恶化是双方结构性矛盾决定的，但德国外交的拙劣举动无疑起着火上浇油的作用。推行“反俄联英”政策，断送了德俄关系，将俄国推到了宿敌法国一边。不理解英国外交传统，错过了与英国结盟的机会。处理突发事件时，感情用事，虚张声势，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随着摩擦一次又一次爆发，离最后的摊牌越来越近了。

　　兵戎相见两败俱伤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霸权国通常抱有在崛起国将强未强、将起未起之时将其消灭的企图。英国传统的欧洲政策，实质就是打击老二，每当有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崛起时，英国就出头组织其他国家将其打倒。1793年至1815年英国组织七次反法联盟摧毁了拿破仑帝国，到了20世纪初它对崛起中的德国同样一点也不手软。

　　先发制人摧毁德国海军的企图，就是这种政策的反映。1904年11月18日英国《陆海军报》发表文章，论证用突然袭击消灭德国舰队的可行性。同年开始担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的费希尔，同样就此问题向国王乔治五世提出了建议，并开始全面调整海军部署。英国皇家海军原有9支舰队，其中8支分布在海外。调整后，精简为5支舰队，其中3支舰队集中到欧洲海域，特别是部署在本土海域的“海峡舰队”的战列舰由8艘增加到17艘。

　　德国不得不时刻警惕。德国海军大臣蒂尔皮茨上任伊始就提出，如果德国海军在北海与英国海军达到2：3的比例，英国海军虽然可以打垮德国海军，但所遭受的损失将使其无力应对法、俄海军的挑战，从而丧失海上霸权，这种高风险将慑止英国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在此之前要尽量保持低调，尽可能不惊动英国。威廉二世也高度关注这一问题，1904年11月23日在信中说，英国海军人士的夫人们“公开宣称，快要对大家宣战了，因为德国的海军还很弱，英国要把它消灭掉还不致冒什么风险，如果再过两年那就晚了”。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为英国提供了打垮德国的机会，这一次英国准备充分，再也不想让德国悬崖勒马。海军大臣丘吉尔说：“最近三年内，大家从未像这次准备得如此充分。”对英国来说，迟打不如早打，再拖延下去，将对自己不利，德国工业生产能力比英国强大，在海军竞赛中总有赶上来的时候。英国迫切希望在仍保持海军优势的情况下，通过战争击败德国。由于德国只敢跟法、俄开战，却没有与英国较量的勇气，一旦英国暴露参战的意图，德国可能再次收手，因此英国有意隐藏其参战意向，伪装中立。战争爆发前两天的7月26日，英王乔治五世同威廉二世之弟普鲁士亲王亨利希会谈时仍说：“大家将竭尽全力保持中立而不卷入战争。”但到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第二天，即7月29日，英国就明确表态，如果德、法两国卷入，英国“就不能长期作壁上观了”。这时的德国想让奥匈帝国紧急停战，但为时已晚。8月4日，英国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由对德国宣战。经过4年战争，终于实现了打垮德国的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断了德国崛起的梦想，同时也加速了大英帝国的衰落，德英冲突和战争的历史就是两败俱伤的历史。一百多年过去了，如今的世界又似乎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关国家应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共建新型大国关系，防止重蹈历史的覆辙，防止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是政治家们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应当警醒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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