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安石变法稍晚，北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外贸制度改革。其基本内容是：全国只设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三个市舶司，所有外贸须在三个市舶司进行。市舶司最高长官改称“市舶提举”，由本路转运副使兼任。很明显，这种改革使外贸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禁止民间贸易。
早在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宋太宗即设立榷易院，把全部外贸产品都收归政府专卖。所有外国来的香药宝货到广州、交趾、泉州、两浙，不经官库不得私自交易。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凡私自贸易价值超过100文以上的就要论罪，超过15万文刺配海岛。这样一来，权是收起来了，却弄成个高成本低收入的外贸体制，政府很难支持。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年底，即改行有限禁榷，把外贸商品分做禁榷物和放通行物两类，除珠贝、牙犀、乳香等8种外，其余商品为放通行物。不过放通行物得在“官市”交易，绝大部分商品的贸易仍控制在政府手里。淳化二年（991年），进一步放松到除禁榷物外的其他商品只须在官市交易一半。天圣年间（1023—1031年）以后，仁宗又进一步减少了官市。但是，对中国商人远洋出海的控制仍较严。宋初政府对商船的出海口、停靠地规定不多，到了端拱二年（989年）则规定海外商贸须呈报两浙市舶司批准。
外贸控制的后果是，市舶司所在地的市舶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效益一直不好。那些未设市舶司的地方，地方政府不满，民间“走私”泛滥。朝廷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为管理不严。熙宁九年（1076年），曾任广州知州六年的程师孟，上奏请废杭州、明州市舶司，只设广州市舶司。这个方案未被神宗采纳。但后来颁行的《元丰市舶条》，规定杭州、明州市舶司掌管与日本、高丽的贸易，广州市舶司则掌管与其余十几个国家、地区的贸易，以广州为重点实行垄断贸易。这个条例无法执行，一年后便名存实亡。像泉州，本来远洋可利用季风，春去夏来，一岁一往返，按这个条例则须先赴广州市舶司请领公凭，归途又须绕道广州交税和入官市，每次远洋须在外度过两个冬天，第三年才可返回泉州。商人要么只能停业，要么便搞违法经营。这致使南去的船越来越少，广州市舶司税收锐减。
不少注重实际的官员，倒是看清了一些实质问题。泉州、密州（今山东胶县）的地方官分别奏请在本地设置市舶司，广州的地方官奏请放宽乳香的专卖制度，但未被神宗采纳。神宗去世后，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年），泉州、密州市舶司才得以设立。但是这两个市舶司的增设，反而增强了中央对两地及周边地区的控制权。原先市舶司主管官一般由所在地军政长官担任，《元丰市舶条》也只规定由各路转运使担任，到徽宗时期，则变成朝廷直接委派专职官，市舶司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中央直属机构。
中国的对外贸易自唐代至于明清，早已有相当大的技术实力，但始终未发展成强大的产业。其原因是贸易不能像农业、手工业那样在集中控制下仍可以有限度地增长，贸易是与“自由”联在一起的。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已经开始官营渔盐，西汉时盐铁及其他最有利可图的工商业都被操控在统治者手中。唐朝创立市舶贸易制度，把新兴的海外贸易也控制起来。宋朝则大大强化了这种贸易的中央集权。明朝中叶以后，西欧国家大力支持本国的商人进行海外贸易，他们的船队无拘无束地频频东来，而饱受政府限制的中国商人则无法与之竞争。我们虽然有郑和下西洋那么大的皇家船队，却基本放弃了远洋贸易。清朝的所谓外贸，基本没有中国人出去，只有外国人进来，而且变成广州一口通商，似乎完全回到了程师孟的设计或《元丰市舶条》上面。外贸的垄断，不仅造就了大量贪官污吏，也使整个经济脆弱不堪。当西方船队越来越多，朝廷剩下的最后办法是限制进口。西方人不好理解，他们的勃勃雄心无法施展，便请来了大炮。
西方古代即小国林立，没有强大的皇权可控制其经济。商人通过赎买等手段逐步免除了封建义务，而取得独立发展商业经济的权利。商业经济在自治城市的保护下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演变成自由贸易经济。而中国的国家是直接从部落政权转化而来的，财富是通过政治程序来集中的，国家就是放大的家庭，经济易陷入强权控制，成为皇家的贡品。不惟小农经济，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也是宗法专制制度的基础，依附于专制政权。这种商业经济没有效率。在一个国家“家园”内，它只会影响人们生活的贫富，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悖论。封建王朝总是通过经济上的中央集权来巩固政权，但他们的愿望与结果大多南辕北辙。宋代是一个十分讲经济的朝代，朝廷一直想发展经济、增强武备、收复边地，实行过一系列大的经济改革，但其核心意图仍是“集权”二字，结果最终“积贫积弱”，灭亡在游牧民族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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