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诬告者往往就是接收者本人，确切地说，是有着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在这些皇帝中，开国皇帝占了一大半，刘邦与朱元璋是其中的顶尖诬告者。汉朝初年的韩信案和明朝初年功臣的集体被屠杀案就是明证。由于这类人原本就是接收者，所以当他们把自己的这一身份与诬告者合二为一后，其所诬告的对象绝对在劫难逃。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胡惟庸诛杀。事前，有人告丞相胡惟庸“谋反”，证据是此人在城外看到他家里刀枪林立。朱元璋立即逮捕胡惟庸，严刑拷问，逼他承认谋反。胡惟庸虽然最终也没有承认，但将其灭族的罪名仍旧是谋反。胡惟庸案可看成是朱元璋对功臣集团开刀的一个前奏。他之所以杀胡惟庸，是因为胡惟庸本人受到朱元璋的优待好几年，他独揽丞相大权，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给他送的金银财宝多不胜数。甚至有时候，很多该让朱元璋知道的事情也没有让朱元璋知道。实际上，朱元璋对于胡惟庸最恨也最怕的是他的专权。而作为一个皇帝，不能随便杀丞相，所以才有了“谋反”这一罪名。

　　不过，胡惟庸案所牵扯进来的功臣并不多，由于胡惟庸平时就自视甚高，与他来往的功臣很少，所以朱元璋把诬告的本事发挥到了极致，也没有杀掉多少功臣。但十年后，通过李善长一案，他终于有了发挥诬告才华的机会。

　　李善长是如假包换的明朝功臣，朱元璋刚起兵时，他就跟随左右，可谓是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正是因此，所以当洪武二十三年(1930年)，在李善长已经七十多岁还没有死掉的情况下，朱元璋开始焦虑起来。李善长在胡惟庸死后被封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朝廷中的名望颇高，朱元璋必须要把这个老功臣处理掉。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帝国都城南京有许多人因罪被迁往边地受罚，这些罪人中就有李善长比较亲信的丁斌等人，李善长舍出一张老脸向朱元璋求情，请求赦免他们。朱元璋立即找到了机会，先将丁斌下狱审讯。丁斌这个人背景有些复杂，他十年前是胡惟庸的一员幕僚。朱元璋所以要拿他开刀，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背景。果然，在严刑与引导之下，丁斌回忆往事，突然就想起了十年前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常常出入胡惟庸府。朱元璋听到这个消息后，心花怒放，立即逮捕李存义父子。十年啦!李存义上了年纪根本记不起十年前的事情了，但这并不要紧。朱元璋想要的东西，就必须要他亲口说出来。严刑之下，李存义居然承认了这样一件事：当初胡惟庸想谋反，派我去说服我哥哥李善长，并许以事成之后封我哥哥为淮西王。

　　审讯官问：李善长可曾答应?

　　严刑之下，李存义回道：虽没有答应，但心已动。

　　此人在朱元璋的严刑下已经变成了一位心理学家，能看得到别人是否心动。但是，朱元璋并不想就这样把李善长治罪，想要彻底来一次大清洗，就必须要有确凿证据不可。所以，询问官继续让李存义说出了下面这段话：后来胡惟庸亲自来劝说，李善长还是不答应，但他却说，等我死后，随便你怎么做。

　　这是知情不报，明知别人欲谋反不上告，不但不上告，还暗示别人等自己死后再动手。朱元璋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可以把李善长绳之以法。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正视。那就是胡惟庸谋反案原本就是一种栽赃，这在近十年来的朝野已经隐约地有了议论。朱元璋当然懂得民心的道理，所以，他必须要拿出另一份证据来证明李善长和胡惟庸都是一丘之貉。

　　果然就有人来诬告，据这名诬告者说，自己是李善长家的奴才，十几年前，胡惟庸的确与李善长有过礼物上的往来，并且二人来往密切。朱元璋狂喜，立即逮捕李善长，诬以与胡惟庸同罪，并将其家人七十余口全部斩杀，但这还没有完，他趁势把屠刀伸长加宽，因李善长案而被诛杀的有三万余人。

　　李善长是否犯了谋反罪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朱元璋这种赤裸裸的诬陷实在让人不寒而栗，同时也让人感觉他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动物。

　　或许是李善长被诬陷得太过于暴露了，第二年，就有大臣上疏为李善长辩冤。这位大臣认为，李善长出生入死为皇帝取得天下，在勋臣中居首位，其子娶公主为妻，他绝不可能不为自己的儿子着想，去帮助胡惟庸谋反。况且即使他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所得到的也和在太祖朝中的地位差不多，难道胡惟庸还给他一个二皇帝当不成?以李善长七十多岁的高龄，他绝不可能这么做。

　　朱元璋在看了这道奏章后，无话可说，也没有怪罪这位臣子。这无疑就说明了李善长并非是死于有罪，而是死于皇帝老儿的诬陷。

　　三年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发生蓝玉谋反案。蓝玉本是开国公常遇春的妻弟，在常遇春手下当兵，临敌勇敢，所向披靡，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明朝建立后，蓝玉清扫北元势力，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但就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有人揭发蓝玉串通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划在朱元璋出宫耕种时行不轨之事。朱元璋大怒，于是，蓝玉被族诛，牵连进来的一万五千多人被杀。朱元璋这个时候在诏书中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经过这一次杀戮后，明初的功勋宿将差不多都被杀完了，各军府卫所被株连诛杀的军官达几万人。蓝玉和胡惟庸与李善长一样，都是被诬告的。蓝玉不可能谋反，明末清初的史家谈迁就这样评价这位功臣道：“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富贵骄溢，动结疑网，积疑不解，衅成钟室。”他的意思是说，蓝玉就是脾气粗暴一些，骄傲跋扈，情商有点低，不善于讨好人，才引起了朱元璋的怀疑，终于招致灭门之祸。

　　明朝开国，朱元璋一朝列爵公侯的功臣共五十九人，除一人封于洪武二十五年旋即被削爵外，其他五十八人均封赏于洪武二十三年前，也就是胡惟庸案发生前。在洪武二十三年前，因真正有罪被诛的仅三人，剩下的则多死于洪武二十三年以后的胡蓝之案。

　　洪武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中，不计子嗣诛废和病死的，公侯被杀二十三人，其中直接死于胡蓝案中的有十六人。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当初被封的功臣中只剩下了兴侯耿柄文、武定侯郭英，可以说，整个洪武一朝功臣几近整体覆灭。

　　在这些功臣里，廖永忠第一个被杀。廖永忠在诸多战斗中立有功勋，其在鄱阳湖之战中的骁勇让朱元璋刮目相看，并在建国后封其为德庆侯。洪武八年，朱元璋将其诛杀，罪名是“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也就是私自穿着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逾制。在他之后，永嘉侯朱亮祖、曹国公李文忠、信国公徐达先后死于非命。关于徐达的死，有一种说法是：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视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就死掉了。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追胡党”，在“胡案”中，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等大臣株连被杀，称为明初文臣之首的宋濂也涉案被流放，死于途中。案件前后株连三万余人，史称“胡狱”。洪武二十六年，凉国公蓝玉因“谋反”罪被杀，诛连死者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狱”。两狱合称“胡蓝之狱”。

　　此外，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被绑赴刑场腰斩。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辞请告老还乡，朱元璋哪里肯放过?当即命武士将李仕鲁摔下殿堂，脑浆迸裂而死。淮安侯华云龙、太史高启、右丞相汪广洋、户部侍郎郭桓、江夏侯周德兴、靖宁侯叶升、颖国公傅友德、定远侯王、宋国公冯胜、监察御史王朴等，都因各种“罪名”被处死或赐死。

　　据说，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每时每刻都担心飞来横祸。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会跟家人诀别。倘若晚上平安归来，全家会当做节日庆祝一番。朱元璋血洗功臣，自然和他的“刚猛治国”有关。但倘若只以“刚猛治国”四字解释其大杀功臣就流于皮相之识了。在所杀功臣里，的确有几位“骄横跋扈”。国公蓝玉“虎将粗暴，不善为容”，骄纵有之，却“非反也”，可杀他的罪名却是“谋反”。但这只是个别人，当时的功臣情况是：“公卿大臣，猛将谋卿，外拥数十万众，驰以一介之使，拱手听命，莫敢后时。”用现在的话来讲，当时的功臣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是相当老实的。即使如胡惟庸那样飞扬跋扈，闭塞朱元璋之视听，蓝玉粗暴不顾礼仪，骄恣有失，但他们心里并没有谋反的心思，否则就不可能被朱元璋那么容易地捉拿。

　　朱元璋杀功臣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处理功臣的习性上很像汉高祖刘邦。他们是为了杀功臣而杀，所以，使出什么样的卑鄙手段，即使是诬告这样的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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