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相富弼如何巧解危局:拆散辽夏同盟观虎斗
2015-02-21 11:21:04

  因西夏国的消亡,西夏文没能“活”下来,出土的西夏文著作《德行集》等成为天书。前两年,有人研究发现,《德行集》的一段文字,实际上节译自苏轼的《富郑公(即富弼)神道碑》,是现存最早的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的苏轼作品。这个发现表明西夏人对富弼其人其事的重视,也表明东坡诗文在西夏如同在辽国一样有过广泛的影响。

  辽和西夏都曾是宋的对手和威胁,但都倾慕大宋的文化和制度。与汉唐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相比,辽和西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游牧民族占有了农耕地区,统治区兼有游牧、农耕等多种生活方式,这必然使他们更深刻地受到汉文化——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影响。

  富弼多次出使辽国,对西夏情形也十分关注,他清醒地认识到辽国“委实强盛”,西夏“日渐壮大”,与古代夷狄大不相同,已是中原文明的劲地。

  在富弼看来,辽和西夏强盛的原因,正是由于他们进入了农耕区,这些农耕区的汉族英豪皆为其所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寇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

  西夏国建立后,富弼最早意识到了宋辽夏三角关系的微妙。1038年,元昊自立并率军侵宋,不久富弼上书论事,在力主讨伐西夏的同时,指出西夏通过联姻与辽保持密切关系,他们极有可能形成掎角之势,共同侵伐大宋,或者互为声势,或者借助对方军队,如果形成这样的局面,那大宋的麻烦可就大了。他多次提醒朝廷,必须避免两面作战,那样的话,“即国用人力如何支吾其间?”所以决“不可使至于此极也”,凡涉及辽、夏的外交活动,他都以此为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

  1042年,富弼担心的问题终于出现了。辽国大兵压境,与西夏形成掎角之势,大宋顿时危急。富弼受命奔走于辽宋之间,他的任务,是化解与辽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并尽量降低代价。他投入全部的身心从事这项工作,在那样的条件下,可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最终商谈增加岁币数额的时候,谙熟宋辽夏三角关系的富弼,不动声色地把西夏“磨”了进去。

  辽国引火烧身

  从效果看,富弼出使辽国十分成功。他透彻的分析,令辽兴宗打消了举兵南侵的念头,漫天的战争阴云消散。由于双方交涉深入务实,和约订立后,产生了很强的约束力。数十年后,苏轼所撰《富郑公神道碑》说:“增币二十万,而契丹平。北方无事,盖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守其约不忍败者,以其心晓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增币二十万”,这是当时双方谈判的结果。与澶渊之盟一样,这次“熙宁增币”历来也聚讼不已,花钱买和平,宋朝这一特有的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许永远是见仁见智的话题。

  按照宋朝史料记载,在大致商量好这个价码后,富弼附带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为后来很多事打下了伏笔。在签订盟约前,富弼和副使张茂实手拿两份国书、三份誓书,来跟负责接待的辽国大臣说话,辽大臣很奇怪:怎么用得了这么多份?富弼答道:我们是做了多手准备。联姻的事谈成的话,就需要以姻事盟誓;如果贵国能令西夏停战,那岁入金帛增20万,这需要一套国书、誓书;如果贵国不能约束西夏,那岁增10万,就是另一套文件了。所以我们准备了国书二,誓书三。

  这并不是讨价还价的策略,而是富弼的激将法。双方已基本谈好价码,再拦腰砍一刀,20万减成10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富弼附带的这个条件,在辽兴宗看来根本不算个事,哪里值得了10万?

  党项首领元昊的家族与辽世代联姻,以此结成同盟关系。辽国强大,党项较弱,因此辽国一向占有主导地位。元昊建立西夏后,与大宋交战不已,更要仰仗辽国,在辽兴宗面前装孙子,献贡献宝。因此,说到约束西夏,兴宗自感小事一桩,不假思索就与宋朝订立了盟约。

  但辽兴宗对三角关系微妙性的了解,元昊装孙子,献贡献宝,都是为了利用辽国力量,与之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宋朝。如今西夏与宋朝掐得死去活来,损失极为惨重,好处还没捞着;而辽国利用这个机会捞了一大笔好处,并单方面与宋订立和约,把盟友西夏撂在一边不管。元昊正气不打一处来,辽兴宗派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院都承旨王惟吉前往西夏,谕令元昊与宋讲和。元昊满腔怒火爆发,怒斥辽国使者,两国从此交恶。

  辽国境内有不少党项部族,两国友好时,这不是什么问题。当元昊对辽国满腹怨言,无处发泄时,就开始招诱这些部落归降,辽夏边境失去了平静,小骚扰、小冲突不断。辽国为此筑了威塞城镇守边疆。辽夏同盟关系破裂,双边关系不断激化,潜藏着更大的冲突。

  宋辽和谈成功四五个月后,西夏元昊派遣使者到宋朝请和。有人认为,是连年战争让西夏撑不住了,损失惨重、国力衰弱,无力支持下去。但宋夏打了三四年都没有停战迹象,偏偏在宋辽和谈后不久请和,说明三国关系微妙的变化,对西夏有着更深刻的影响。

  不久,富弼出任枢密副使,在外交事务上发挥了更大作用。他对三国关系的透彻了解,对外交事务的恰当处理,使宋与辽、与西夏出现了长期的和平,也使宋在三国关系中占到主动地位。


  助宋走出战争泥潭

  枢密副使的职位,是皇帝派人反复说服富弼接受的。这个职位级别高,地位重要,别人想都想不来,但富弼却拒绝了多次。

  出使辽国之前,富弼就曾辞谢提拔。和谈成功后,从皇帝到百姓都认为他立下大功一件,朝廷多次要提拔他,都被他坚决辞谢了。

  此次出使辽国,富弼投入了全部的身心。他前后两次出使,第一次临出发时他的女儿夭折,第二次接受使命时,他夫人生下一个男婴,家里来报,他“皆亟行不顾”。出使过程中,遭遇诸多艰辛,他都默默承受。其间的种种表现,赢得了朝野高度赞誉。石介在《庆历圣德诗》中,极力称誉他的赤胆忠心:“沙碛万里,死生一节。视弼之肤,霜剥风裂。观弼之心,练金锻铁。”后来苏轼在《富郑公神道碑》中也大为钦佩:“公性至孝,恭俭好礼,与人言,虽幼贱必尽敬,气色穆然,终身不见喜愠。然以单车入不测之虏廷,诘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无一语少屈,所谓大勇者乎!”

  和谈成功,富弼归来,重用他的呼声甚高。宋仁宗也确实先后几次要提拔他,但富弼都“死辞不拜”。

  富弼坚决拒绝提拔,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以增加岁币的方式谋得和平,他觉得不能算是功劳,这种无奈的权宜之计,决不是长久之策。他反复上书并面奏:“朝廷方事西略,河北无备,臣奉使所以不敢死争者,实虑兴戎,以败国事,功于何有,而遽受赏哉?”

  其二,盟约初定,他担心辽国毁约。和约一签,很多人认为大事已定,跟没事了一样。如此,万一辽国别生野心,毁坏盟约,宋朝又将陷入困境。因此他以拒绝提拔、赏赐表明态度,希望“陛下思其轻侮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惟望朝廷急修武备,急选将帅,俟其有隙,因而吊伐,以雪今日邀盟之耻”。

  近一年后,宋仁宗再度任命他为枢密副使,并派宰相特别向他传话:这是朝廷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并不是对使辽的论功行赏。如此,富弼才接受了这次任命。

  这期间,宋夏和谈持续进行,双方在称谓上发生争议。元昊上书,自称男,尊宋仁宗为“父皇帝”。富弼坚决不同意这样确定双方关系,认为元昊应该向宋称臣。做儿子,对元昊来说无所谓,没损失,还能得到大量赏赐;而称臣,则要遵守臣节,对西夏能产生较强约束,并且西夏是否臣属于宋,关系到宋、辽和夏三国关系的大局。西夏对辽已称臣,如果不对宋称臣,那辈分就乱了,更会造成外交上的失衡,极大增强辽的外交优势和贪欲之心。辽国君臣会唯我独尊,自认为天下第一。这样极不利于宋辽关系的发展,将使宋的外交陷入被动,更不利于宋正统地位的确立。况且此时辽夏关系紧张,西夏才来求和,宋朝没必要让步。于是,朝廷采纳了富弼的建议,拒绝了元昊的使者。迫于压力,元昊最终同意向宋称臣,宋夏关系回归至君臣状态。双方议定举行册封礼,由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

  就在册封使者将要前往西夏时,辽国派使者前来宋朝,朝廷就令册封使者暂不出发,想等待辽使到来,看看他们的态度再决定宋朝的行止,以免因此得罪了辽国。这时,富弼站出来上奏,请求让册封使者速行,“虏使未至而行,则是事由我出,使至而后行,则恩归契丹矣”。在富弼看来,宋册封元昊,是天经地义之行为,不需看辽国脸色,若等待辽国使者至后再对夏行册封之礼,则元昊将对辽国感恩,有利于恢复辽夏关系,而不利于宋对辽夏的分化瓦解战略。富弼对三国关系的准确把握,说服了宋仁宗,于是“遂遣使行”。西夏与宋因此结束战争状态。

  坐观辽夏相斗

  随后,西夏与辽国迅速进入战争状态。辽国境内党项族人叛乱,投归西夏。辽兴宗派兵征讨,元昊出兵援救,竟然杀了辽国招讨使萧普达。辽兴宗大怒,从各地抽调数十万大军,会于西南边境,准备大举讨伐西夏。

  古代情报工作迟滞,宋朝君臣对辽夏变故尚不了然,对于辽国大军异动的原因产生怀疑,很担心他们与西夏联兵南侵。但富弼对辽夏关系的发展却比较了解,他断言这一次辽国绝对不会南侵,“契丹必不入寇,其事有九”,其中第七条说,“契丹始与元昊约,同困中国,今契丹背约受中国益币,元昊屡出怨言,契丹压元昊境筑威塞州以备之,而呆族屡杀威塞役兵,契丹疑元昊使之,遂发兵西伐,必无会合入寇之理”。

  但有的大臣还是不放心,认为小心为上,应向沿边地区调兵,以备辽国突袭。富弼笑曰:“如此正堕其计,臣请任之。”这时候,辽国正倾力对付西夏,如果宋朝不明不白大量调兵赶热闹,难免不让辽国起疑,那局面可就混乱了。宋仁宗再次信任富弼,没有调兵。而辽国确实没对大宋动任何心思,他们的目标是元昊。

  辽国起兵十多万,分三路向西夏境内杀去。大军渡过黄河,前行400里都没有遇到抵抗。随后在贺兰山北麓捕捉到西夏主力,辽军纵兵进击,把西夏军队打得大败。

  元昊与宋军作战习惯打胜仗,这次一战即败,不免有些气馁。他了解到辽国援兵仍源源不断前来,心中大惧,使出缓兵之计,派使者向辽兴宗谢罪请降。兴宗召集众将商议,大将萧惠说:“夏人忘恩背盟,今天子亲临,大军并集,如若不将西夏一举征服,将来后悔莫及。”兴宗觉得有理,下令辽军追击。元昊见议和不成,率军急退,边退边施行焦土政策,将方圆数百里地面粮草烧尽。这一招击中辽军要害,他们一向不带粮草,以战养战。如此一来,后勤供应全无保障,因缺少草料,战马病亡大半。此时,元昊再次派人前来请降,辽国君臣计议未定,元昊突然率领大军袭来。辽军战斗素养很高,匆忙迎战,仍把西夏军打得败退。辽军正待追击,突然天起狂风,飞沙走石,扑向辽军。辽人最为迷信,极崇信鬼神,狂风一吹,将士都心惊肉跳,军心大乱。而西夏军对自己地面上的这种风沙早已习以为常,乘机冲杀过去,将辽军打得大败,辽兴宗本人只带了几十个随从逃脱。这场大战发生在河曲,故称“河曲之战”。

  第二年,辽国又兴兵大举进攻西夏,仍没占到上风。1049年,辽军再度西征,仍拿西夏没办法。至此,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

  富弼成功出使辽国,解除了战争危机,为大宋立下一件大功。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对三国关系的透彻了解,助大宋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正是这些作为,一向拒绝写作碑志的苏轼,爽快地答应了其子富绍庭求写碑文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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