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性思想与天下帝国彼此呼应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是思想极为活泼的时代。到战国晚期，各家思想彼此影响，来自各个地区的地方色彩，也因为彼此影响而逐渐融合。例如，本来在中原发展的儒家和南方楚地发展的道家，在彼此对话过程中，都有所修整。法家本来就不是学派，而是若干讨论管理学的人物，将他们的意见，整理成为理论。战国时代，各国经过一些不同的改革，在彼此学习的过程中，这些经验成为帝国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儒家和道家，对这些法家的理论，也有相当的影响。秦始皇在各处立碑，其中表彰的礼法和伦理以及推崇的国家秩序，其实和荀子的理论相当地接近。秦始皇的主要助手李斯，和李斯的同学韩非，都是荀子学派的人物。汉代实行的治术，继承秦代精神，乃是儒表法里。至于道家的哲学，虽然表面上和统治无关，但道家的道术，也是一种手段。《史记》将韩非与老子同传，也不是没有道理。

　　从战国晚期开始，各种思想，因为彼此错综复杂的关系，有人开始作综合的工作。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文字，从此中国的文化，有了一个全国共同使用的载具，战国时代已经呈现的思想交流，遂有更多大发展。吕不韦的门客合编了《吕氏春秋》，就是一个大百科全书体。汉代的《淮南子》，则是以道家思想作为基础的综合著作。这些著作，都涵盖全部知识，从宇宙论、知识论，到政治哲学，无所不包。这个气魄，确实和天下帝国的格局相称。汉代董仲舒的著作，以天人感应为主题，将人类的知识和宇宙的结构，结合成为一个巨大的知识系统。许多儒家著作的文章，结集为《礼记》，其中内容也无所不包。西汉初年，大乱以后，朝代初建，与民休息，道家哲学成为无为而治的基础。汉武帝以后，政治趋向于上下贯注、无所不包的大格局。儒家的今文学派，上承孔子济世的使命感，发展的方向是发挥内圣外王的“外王”部分。董仲舒建议政府独尊儒家，也是为了要经过儒家的理论，为天下建立一个理想世界。《礼记》的“王制”和“礼运大同”一章，所标榜的都是一个理想的天下帝国。董仲舒的学生们，甚至于建议汉代的皇帝让出帝位，由贤者接替。西汉末年王莽夺取政权，其所持理由，也是为了实现儒家理想。凡此综合性的思想，大开大合，与天下帝国的结构，彼此呼应。

　　组织人才流转的庞大网络

　　董仲舒曾经应汉武帝之召，回答武帝的问题，提出所谓“天人三对”。除了关于天人关系的宇宙论观念以外，他最有影响的建议，却是有关人才的选拔。汉代本来就有邀集天下人才的机制。在汉初，朝廷不定期地要求高级官员推荐人才;有才之人，也可以自动向政府报名。朝廷也不时让这些人才提出他们的建议，或者朝廷命题，要求他们答复。董仲舒的对策，就是回答朝廷提出的三个大问题。“察举”制度，在武帝以后，成为罗致人才的制度。内外高级官员都可以推荐天下人才，在不同的名义下，例如孝廉、方正、孝悌、力田或者列举其特长，例如“能使异域”等。察举终于制度化，由各地方定期推荐人才进京，在上述各种名义之下，经过考试，担任仕郎、郎中等类，留在郎署候命。那些地方推荐的人才，通常是地方官署的职员，经过上司考核，以为值得推荐;就由这些职员，以递送地方工作报告的名义进京，同时，他们就留京作为地方推荐的人才。

　　在郎署待命的郎吏，等于是在京学习。他们以种种名义，在朝廷担任助理工作，甚至于执戟廊下，侍卫朝廷。他们也会被派遣，在官署中服务，或者担任高级官员的助手，随时听待差遣。过了一段时候，有一批郎署的待用人员，可能被任命在首都服务或者奉派到外地。汉乐府有一段形容汉代公务员的宦途过程：“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有人以为，“二十朝大夫”未免年纪太轻。其实，此处的“朝”不是中央的“朝”，汉代的地方政府，当地人都可以称为“本朝”，“朝大夫”只是在本地担任公务员而已。宦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却是“三十侍中郎”，从这个阶段以后，被察举的候选官员，才真正进入了中央文官组织。西汉的高级官员之中，四十岁做到二千石者，不为罕见。很多人在五十岁以前，就做到丞相或者相对于今天的部委首长

　　察举制度网罗天下人才，纳入统治机制，他们带来了各地的讯息，使朝廷决策时，经过这些人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形和需求。如果他们奉命担任外职，以汉代回避本籍的制度，他们必定在本籍以外工作。可是在地方首长的四周围，从地方人才中征选的辅助人员却都是本地人。一个地方政府，既有外来人作为首长，又有当地人作为辅助，彼此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间，可有适当的沟通，又不至于发生当地人在本籍服务的偏袒。定期察举，等于将全国人才不断地周转，不使任何地方独占权力，也使全国的信息如此随人才流转，全国的政策，不至于有地方性的偏差。以农村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将全国组织为庞大的经济网络，地区之间自然有物资的流转。察举制度，则是将人才的流转也组织为庞大的网络，将人力资源和讯息经过流转汇聚中央。这两个网络，彼此相辅相成，幅员广大的帝国，因此可以凝聚为整体。

　　从秦代到西汉的发展，经过二百年的演变，春秋战国的列国制度，终于转化为坚实的皇朝，以文官制度和市场经济两个大网，融合广大的中国为一体。再加上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意识形态成为士大夫持有的价值观念。儒家，尤其今文学派，主张选贤与能，为社会服务。他们也主张，天子承受天命，是为天下百姓，不是一姓一家，永远统治。这一套意识形态，使文官系统与皇权保持一个既合作又彼此制衡的关系。当然，文官之中，大多数会为皇权服务，可是也有不少人，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可能以他们的意识形态约束皇权。中国的这种制衡个例，在世界各地的古代帝国之中是相当特殊的。西汉的文化精英和统治阶层之间，具有如此微妙的关系，既可能有一时的冲突，也可以造成长程的稳定。社会精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西汉以后，常常是庞大帝国能够维持不散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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