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中日的海军指挥官互换，北洋舰队是否能取胜?”这是个很多人非常想知道的问题。

　　若是双方易舰而战，作为海战这种极端依赖技术装备的战争形式，清军在占据航速、速射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必然会采取易于发挥舰队火力的纵队战法，而日军在训练水平逊色于清军(黄海海战中清军炮击命中率较日军高出四分之一)，采取横队作战则战斗结果难以超越黄海海战的日胜清负，采取纵队战术则更加不易发扬火力，海战结果毫无疑问是日败清胜，只不过使用日本战舰的北洋水师会更加迅速地决出胜负。

　　这样的结局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但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的装备差距，虽然相隔仅七年，却早已超出了人力所能弥补的范围。如果说甲午陆战是训练更加有素的日军击败了装备水平接近的清军的话，甲午海战就是装备更加先进的的日军击败了素质更高的清军。

　　1870年到1900年的三十年，正是海军技术突飞猛进的三十年。随着鱼雷、水雷、蒸汽机、钢质装甲、蒸汽锅炉、管退式火炮等新技术不断应用于海军舰艇，从无敌舰队时代延续三百年的风帆木壳战舰列队互射的海战场景彻底被淘汰，而新的海战该如何开始，十个海军上将可能会有十二种不同的答案。

　　正因为这一原因，这时代设计和建造的战舰不但千奇百怪，甚至是奇葩辈出。完全圆形的战舰、除了火炮和烟囱全部沉在水下的战舰、不用炮只用鱼雷的战舰、不用炮也不用鱼雷单纯用于撞击敌船的战舰……不仅如此，传统的主力舰队决战理论也受到了挑战，法国就在这一时期开始了所谓“新学派”，主张抛弃昂贵的铁甲舰，而用便宜的鱼雷艇、潜艇和快速的巡洋舰通过积极的游击来击垮别国。在这样快速发展的时代，海战的打法几乎每三年变一个样，而不断出现的新技术则能在几年之间让新锐战舰变得一钱不值。

　　值此百家争鸣时期建立的北洋水师，几乎每一条军舰都带有当时流行海战流派的烙印：从“超勇”、“扬威”所代表的早期撞击巡洋舰，到“定”、“镇”两艘铁甲舰代表的横队战法，再到“致远”、“靖远”的纵队海战及“来远”、“经远”的装甲巡洋舰开端，北洋水师几乎在每次技术飞跃的第一时间就采购了相应的军舰。日本联合舰队在购舰上并非所谓“善用资源”，购买巡洋舰纯粹是国力所限的妥协而已。至于所谓笃守“新学派”思想，马幼垣教授似乎既没有注意到其本身没有主力舰队决战的相关理论，故无法指导黄海海战这样的战斗，也没有认识到集“新学派”大成的日本“三景舰”其实完全是一组失败的尝试，至于清军同样遵循“新学派”购买的蚊炮船和鱼雷艇，马教授则以“无异废物”评价，认为他们价格高昂却毫无用处。

　　马幼垣教授所诟病的“炮塔斜置法”，实际是英国当时最先进铁甲舰“不屈”号的前卫设计，不仅为英国、意大利所用，还成为美国海军复兴时期最早主力舰的火炮布局，如果考虑到当时法国正受“新学派”影响停止建造战列舰，西班牙海军早已衰落，德国海军尚未崛起。事实上这种炮塔布置方式在当时是各国列强应对横队炮战的主要方式。

　　不难发现，北洋水师始终通过购买当时最先进的舰艇走在海战理论的前沿，但1888年停购外舰以后，面对新一代的管退式速射炮和快速巡洋舰的威胁，北洋水师在得不到新舰和更多速射炮的情况下，已经难以面对新时代海军的威胁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日本联合舰队，即使把北洋水师的水兵换成美国海军或者俄国海军，战况怕是也不会更加乐观，即使换上英国皇家海军，怕也是难以回天。换上法国人的话，也许舰队多少能得以保存，不过那将是以正在大东沟上岸的几千清军的伤亡溃散乃至陆上作战的失利作为代价。

　　不过马幼垣的观点并非如此。尽管他的文章连篇累牍地描述着北洋水师在装备和硬件上存在的客观的不足和不客观的不足，但当最终谈论到如果将这一切劣势加诸对手时，他的结论却又完全不同：如允许假设，我相信战果仍会是日胜中败，因为日方将领多有懂海军者(东乡平八郎就是显例)，知道如何应变，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诸人则难有此本领。

　　北洋水师作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不仅所有成员都是常年训练所得，军官的作战口令也全部用英文。刘步蟾、林泰曾等高级军官全部有留洋经历，在英国皇家海军实习且获得较高评价。丁汝昌虽然骑兵出身，但统领海军十余年，早已熟谙海上作战的实际情况。下层官兵在海战中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在此，不妨以参加黄海海战的洋员马吉芬的回忆录作为例证：“各舰皆卸掉舢板，只留六桨小艇一只。真遇不测，残余船员既不想偷生，亦不会投降，誓与舰同存亡……战事爆发在即。每个人的神经都已绷到了极点，就在这时定远舰前炮塔上升起的一团巨大白烟一下舒缓了大家紧张的情绪……十二英寸炮炮手执牵索正在瞄准之际，被打来的敌弹击飞头颅，粉碎的头骨打在周围炮手的身上。一士兵见其仆倒，立即伸手将其扶住，然后将躯体移交给后面士兵，自己取而代之，紧握牵索，矫正标尺，继续发炮射击……当来远舰尾起火。火势炽烈……不得已关闭通风管……舰内人员忘却身处二百度高温的包围之中，专心职守达数小时。不久大火扑灭，但这些勇敢大胆的轮机舱人员多数双目俱盲，无不焦头烂额……”

　　显然在马先生心中，尽管赞赏“研究某时段者自当熟悉该时段的海军专业知识”的治学方式，也坦诚“舰队层次之别是硬件设备和软件条件差距的总和，说明了中日两舰队相去之远”，但一旦涉及中日强弱，哪怕交换舰队，马先生也要一反其技术推演的结果，用“说不定丁汝昌会依其老本行，视舰只为骑兵，命诸舰分组群冲上去”这样的理由，将只是在英国商船学校学习驾船东乡平八郎作为“懂海军者”，咬定中日在彼时的所谓“人的差异”。至于这究竟原因何在，笔者无从得知，不过在这位受过香港教育又在美国教学的中国文学教授眼里，也许他坚信的东西，有着自己独特的原因。

　　回过头看甲午战争，中日双方在当时都不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两国各自凭借买来的枪炮训练了陆军，依靠买来的战舰组建了海军，又在同一套战争理论下学着进行工业化战争。两国既没有能力彻底修建全新的战舰(当时中日自行建造的舰船不仅性能较差，上面的配套设备也几乎全部进口)，也无法大规模生产新型武器(江南机器制造局在战争前已经能成功自制速射炮，但是战争爆发前只生产了寥寥数门，根本无补大局)。这样的战争，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就是在战争之前，参战者进行军队和武器投资的多寡而已。

　　海战史终归是历史的组成部分，马先生反复强调海战史研究需要钻研“装备和硬件”，最后却要把胜败归结到“人的因素”。但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海战的胜败早在战争爆发前其实就已经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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