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近世编纂的、探讨中国古代法制或反贪腐史的论著，都会把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尤其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建元十九年，东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太元八年)淝水之战失败前的前秦，视作两晋南北朝、乃至中国帝王时代难得的政治昌明、反腐倡廉落到实处的“黄金时代”。

　　这些论述里说，苻坚本人高度重视监察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曾经在讨论司隶校尉这一监察机构最高负责人人选时表示“司隶校尉董牧皇畿，吏责甚重”，回绝了他人的提名人选，而这个“他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倚为国之柱石的诸葛亮式人物——王猛;论述指出，苻坚即位后特别重视选贤任能，重建了官员选拔机制，并严肃整治了一些贵戚豪强，连前秦的统治民族——氐族贵族，甚至贵为公爵的皇室宗亲也不能例外;一些论述还特别提到，公元378-379年(前秦苻坚建元十四至十五年，东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太元三至四年)，苻坚的庶长子安乐公苻丕久攻东晋重镇襄阳不下，前秦负责官吏整肃的主官——御史中丞李柔公开弹劾，苻坚对李柔大加称赞，并派人送剑给苻丕，警告他“来春不捷”可以自杀谢罪，不要再“持面见吾”了，并试图以此证明，前秦苻坚时代的反腐倡廉，已突破了魏晋“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限制范畴。

　　这些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是源出误解，甚至刻意的断章取义，目的是根据论述者的个人主观意愿，臆造出一个古代的“反腐倡廉盛世”来。

　　所谓“源出误解”，指部分论述者错误地将“崇尚儒学”当作“崇尚廉洁”的代名词，误以为“儒生”等于“廉吏”，既然苻坚毕生尊崇儒学，不仅重用儒生，而且强迫氐族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那么自然也会廉风大兴。殊不知中国自西汉以来便视儒学为显学、官学，自唐、宋之后，儒生出身的官员，更几乎垄断了全部文官和相当一部分高级武官职位，但贪腐却也层出不穷，甚至登峰造极。早在汉代，汉元帝刘奭即位之初重用儒生，结果这些被重用的儒生高官很快都被曝出贪腐丑闻，让这位本身也是儒生的年轻皇帝几乎信仰崩溃;后世著名的大贪巨蠹，如蔡京、贾似道、严世藩、和珅，又有几个不是儒生出身?事实上，苻坚所采用的官员选拔体系，仍然是世家大族的九品中正制、氐族贵族的血亲选拔制，和招降纳叛的封官许愿相结合，别的不说，就以和官员监察体系息息相关的司隶校尉、御史中丞两个主官人选而言，史书明文记载的有吕婆楼、王猛、邓羌、李柔四人，其中吕婆楼和邓羌为氐族大姓豪强，王猛和李柔则是汉族高门大姓，分别出自血亲选拔制和九品中正制体系，这种体系和选拔方式固然能选拔出一些能臣、廉吏，产生庸官、贪吏的概率却只会更大。

　　事实也正是如此。

　　据《晋书》和《资治通鉴》记载，公元361年(前秦苻坚建元五年，东晋穆帝司马聃升平五年)，苻坚“命牧伯守宰(地方官和分封诸侯)各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推荐人才，而且要求举荐者对被举荐者的资质负责，“得人者赏之，非其人者罪之”，据说达到“人莫敢妄举而请托不行”——花钱走门子做官此路不通——的地步，这些记载称赞此时的前秦“士皆自励”、“虽宗室外戚无才能者皆弃不用”，“内外之官举皆称职”。

　　但同样两本书却又说，苻坚命令各公国“置三卿”，除了郎中令外，三卿和其它属官都让公爵们自行选拔任用，结果公爵们竞相招揽富商担任属官，大商人赵掇因为有钱，竟成为“三卿”的热门候选人，被多个公爵哄抢。这条记载于晋哀帝司马丕兴宁二年(前秦建元七年，公元363年，也即前一则记载后仅两年)的短短史实，却透露出多个和廉政有关的重要信息：首先，所有公爵都是皇族，所谓“虽宗室外戚无才能者皆弃不用”纯属粉饰，公爵僚属的选拔机制也腐朽不堪;其次，富商成为官员选拔抢手货，表明“举皆称职”和“士皆自励”不过说说而已。

　　不仅如此，史书上记载，苻坚在得到程宪等人举报后，所采取的整治措施，第一是“自今国官皆委之铨衡”，即改由朝廷选拔机制推选，第二是不许平民和商人乘坐车马，穿着锦绣衣服。这样的整治措施，第一条不过是把地方官和诸侯的胡乱铨选，改为恢复到魏晋南北朝司空见惯的九品中正制加皇族血统制选拔，和反腐倡廉不说背道而驰，也只能说是南辕北辙。至于第二条，就简直是和寒门、穷人和商业社会过不去了——从制度上规定只许当官的好吃好穿，这到底是在反腐，还是在把腐败体制化?

　　所谓断章取义，则是论述者刻意剪裁史实，以迎合自己的先入之见。

　　比如“对皇族严惩不贷”，实则因为苻坚系政变夺权，对同属皇族、且和前代帝王血缘更近的“五公”(封为公爵的苻柳等五人)，以及和自己系同父异母甚至同父同母兄弟，却因为避嫌在自己登上宝座后被排斥(如同母弟苻双)甚至处死(如帮助他成功夺位的异母兄苻法，其子苻阳封公爵后对苻坚一直怀恨在心)的一干人等猜忌、防范，惟恐这些人对自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政治权谋;襄阳之役中对苻丕正颜厉色，则一方面系鼓励士气的“偏方”，苻丕真攻不下来也未必就砍头(苻坚用法宽纵，很多一再谋反的人都捡了几次性命，何况苻丕)，另一方面，进攻襄阳乃至南征东晋，是苻坚自己的战略意图，斥责苻丕与其说为了严肃军纪，毋宁说是对儿子贯彻父亲战略意图不力的一种迁怒。

　　最夸张的史实裁剪，则是对“司隶校尉董牧皇畿，吏责甚重”的解读。而这段解读恰恰是全局性的、纲领性的。

　　事实上这段记载中的叙述，发生于公元371年(前秦建元十五年，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咸安元年)，当时兼任司隶校尉的王猛推荐名将邓羌继任自己的司隶校尉职务，苻坚对此表示拒绝，要求王猛继续兼任。王猛之所以推荐邓羌，是因为一年前的前秦-前燕潞川战役中，自己有言在先答应邓羌请求，而之所以答应，则是因为邓羌在本军战事不利的背景下，以“不答应要求就不出兵”的“难看吃相”相要挟。这位邓羌还曾为包庇郡将，险些和王猛火并，王猛为迁就这位举足轻重的战将，也便顺水推舟，徇私枉法了一番。很显然，在名臣王猛和名将邓羌这二位名人心目中，“权力寻租”没什么了不起，关键是方式、方法和时机，而关乎吏治、廉政体统的监察主官——司隶校尉，也同样可以是这种“权力寻租”的筹码。苻坚之所以说出那番冠冕堂皇的话，更多出于对王猛、邓羌不顾战局私相授受的不满，而非真的认为监察官员“吏责甚重”，不适合让邓羌这样的军事将领出任，更非对反腐倡廉有清醒认识，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位军事将领何以在此前就出任过同样是理论上“吏责甚重”监察官员的御史中丞，此后王猛、邓羌这两位把反腐倡廉当儿戏的文臣武将，前者继续仕途坦荡，后者也照样加官进爵了。

　　整个十六国时期，中国版图内的大小国家，凡原汉族体系的，多不免因袭腐朽颟顸的九品中正制;凡原属“五胡”且汉化较浅的，则大抵难脱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部族酋长制的遗俗。而类似后赵、前秦、北魏等由“五胡”酋豪建立，却在成长过程中受汉化影响较深的国家，则几乎无一例外地演变成九品中正+部族酋长制的混合政体，一百年后条件更好、对汉化理解更深的北魏孝文帝元宏，在这方面尚且不能免俗，仍是“马背政权”的前秦，又如何可能在廉政制度建设方面做得更好?

　　十六国时期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官员“工资制度”不健全，“百官无俸”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任用势必优先选择名门望族，而地方官、诸侯竞相征辟富商做属官也就顺理成章——至少这些人无需支付工资。作为中央政权，由于幅员有限，财政收入不敷，普及“官员工资制”则多半会财政破产，不发工资则要么继续“任人唯豪富”，要么穷兵黩武鼓励战场掠夺，不论走哪条途径，都只能助长贪腐，而非相反。

　　史书记载，公元385年(前秦建元廿一年，东晋太元十年)阴历大年初一，苻坚举行迎新宴会，大臣们因为家境贫寒，妻儿很久未尝过肉味，纷纷把宴会上的肉块含在嘴里带回家，吐出来让妻儿们解馋。此时是淝水之战前秦溃败后的一年多之后，前秦都城长安被鲜卑叛军包围，朝中文武大臣既得不到氏族、家族和封地的接济，又无法从战争掠夺中攫取财富，即便如此，他们仍不忘在公家宴会上“揩油”，“贪腐”一些“公家肉”带回去“损公肥私”。

　　由此可见，在十六国这种四分五裂、中枢财政和官员待遇机制不健全，士族、氏族门户选拔制度根深蒂固的大环境下，所谓“局部地区反腐倡廉”的世外桃源，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梦幻世界，道理很简单，不富不贵，不贪腐不掠夺，这些文武大臣靠什么养活自己和妻儿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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