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和土耳其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好几次革命却没有崩溃，但是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转型到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当中崩溃了，丧失了绝大部分的领土，而中国只是丧失了一部分。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

　　帝国和帝国当然是不一样的。奥斯曼帝国的主导民族是突厥人，但它并不是帝国里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族，而且这个帝国的多元性比较强，呈现碎片化，阿拉伯、突厥、东正教诸民族、亚美尼亚等等，这些都是分立的。可以说，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和边缘之间是一种很松散的联系。这一点跟中国比起来就很不一样。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王朝更替中的延续性，历代王朝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也都认同于中国。奥斯曼帝国没有这么一个“统”，它与之前的王朝并没有这样的承继关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单从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来说，它的中央集权化也要比奥斯曼帝国强，这是由它统治的核心区域所决定的。就算像新清史说的那样，清是一个征服帝国，强调它的满族特性，但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它的“中国化”才是主流，满清的结果就是最后同化于中华。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要否定清的多元性，而且这个多元性对于清帝国的成功和维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仍需要看到主流。

　　突厥人从中亚来到小亚细亚，最后建立了奥斯曼这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突厥人占主体的地方，到最后还是小亚细亚，在帝国的其他广大领土上，则是各地原本的民族。比较来说，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比较小，向心力也比较弱。这是它内部的一个情况。另外，帝国的崩溃实际上就是解体，相对来说奥斯曼被肢解得更彻底，而中国呢，最后还基本上维系了原有的规模。当然仔细查看，中国在近代失去的领土也不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尤其是东北和蒙古失去的面积也不算小，但跟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还不是一回事。

　　从奥斯曼的角度来说，它的崩溃或者说解体主要指的是它在欧洲，特别是东欧这些领土的失去，后来包括失去了阿拉伯(这就是围绕阿拉伯的劳伦斯发生的故事，拟另撰文详述)。奥斯曼的地缘位置是其解体的重要原因。它那些领土的失去，尤其是在欧洲，不能不说跟文明的断层有很大的关系，奥斯曼人为广大的基督教徒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自治权，这与穆斯林帝国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那些地区本身就在欧洲，属于另外一个文明圈，是异质的。近代世界历史的特征是欧洲崛起，东方相对衰落。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崛起以后，就走向殖民化和海外开疆拓土。其实欧洲人开拓了新航路之后，奥斯曼帝国控制地中海的航线的意义就慢慢下降了。这也影响到帝国的财政收入。

　　在近代之前，甚至说在十八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是强国，长期保持着对欧洲的优势，也因此成为欧洲的梦魇，奥斯曼的存在是近代欧洲意识形成的一个关键外部力量。当欧洲崛起的时候，它一方面要搞殖民扩张，另一方面也是要解决这个历史的噩梦问题，其实就是历史上说的“东方问题”。欧洲列强包括俄国崛起后，东欧的基督教民族主义也比较早地觉醒了。这样，在十九世纪，在列强的干预和支持下，东欧巴尔干很多小民族逐渐获得了独立地位，也就是从奥斯曼帝国脱离出去了。相比较来说，中国离西方很远，我们是远东，奥斯曼是近东。当希腊人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去的时候，咱们这儿鸦片战争还没有发生呢。可以说，由于地理的原因，我们受西方冲击要比奥斯曼帝国晚很多。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离欧洲近，受到冲击更早也更大，它领土上的民族主义兴起得早，也受到列强的更多干预。

　　对欧洲人来讲，东方问题就是奥斯曼帝国问题。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极盛时期大概在十五、十六世纪。1453年土耳其人拿下了伊斯坦布尔，对基督教世界来说这是一个极大震惊。有一部土耳其电影叫《征服者1453》，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对欧洲人来说，奥斯曼帝国是一个长期的威胁，土耳其人最后一次攻打维也纳是1683年。所以，到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人看来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而且它占据了大量的基督教人口的领地。奥斯曼帝国是被作为一个长期的敌人来看待的，一方面是实际的敌人，也是意识形态和思想上的敌人。

　　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巴尔干地区其实整个都独立出去了。不仅如此，当地大量的穆斯林也被杀戮、驱赶一空。这是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上造成的巨大灾难，至今这个灾难还在巴尔干地区延续着。一年后，一战开始，奥斯曼帝国错误地加入了德国阵营。作为战败国，奥斯曼帝国再也没有机会了。其实，与此同时，很多欧洲的古老帝国也都崩溃了，也是由于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一战是对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击。

　　看中国这边，1911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以清帝逊位的方式完成的。近来有中国的学者尤其是一些法学领域的人在谈“立宪时刻”，强调了清帝逊位在中国主权延续性方面的意义。就历史的进程来看，中国实际上是在没有经历巨大的外部冲击与内部分裂的情况下就完成了共和革命。之前边疆发生了一些骚乱，但清王朝还一直是有力量去消化的，比较典型的就是左宗棠的历史功绩。清在没落中依然能够维系帝国的大致规模，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力量还在，更重要的是满族统治者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也大致得到边疆地区的认同，其中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边疆长期存在的向心力，大一统的中国传统以及满清的帝国之术。

　　在走向共和的革命过程中虽然有各地宣布独立的情况，但这与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臣民宣布独立走向分离是不一样的，各省的独立并不是在主权意义上，大家都还认同于“中国”。这与“中国本部”长期的大一统格局不无关系。另外，个别边疆地区的分裂势力也很弱，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也还在，即使后来出现过军阀割据的局面，但各方势力仍然认同于中国，对中央的权威、对走向一统没有根本上的异议。辛亥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了共和，但从新旧交替的角度来说，清帝逊位是一个关键，因为这是个主权让渡的过程，对于“五族共和”，对于之后的国家统一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周边来看，虽然帝国主义势力向有觊觎之心，但一来离欧洲很远，二来，在一战、二战中，中国都是一个战胜国，最想吞并中国的日本也最终被打败。所以，一旦中央的权威重建起来，中国就能够保持统一的大局。

　　土耳其虽然在1908年有青年土耳其革命，但是青年土耳其革命不是改朝换代，这与前面讲到的辛亥革命是不同的。我们共和实现得早，而且是“大共和”，是“五族共和”。土耳其在1923年建立共和国的时候，是在帝国崩溃的废墟上，当时也就剩下土耳其人自己了，欧洲的领土已经失去，阿拉伯那边被托管，就是他们想要也没有统治的能力了。作为帝国战败这个悲催命运的承担者，土耳其人甚至连安纳托利亚都几乎没保住，列强分它的家的时候连小亚细亚也被切了。欧洲人就是要一劳永逸地处理掉土耳其。所以今天土耳其会有“色佛尔综合征”，《色佛尔条约》的签订被视为国耻。在当时，只有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里面有两条提到了给予奥斯曼帝国剩下的那部分突厥人“种族的权利”，也就是他们也可以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建国。可以说，这当时给了绝望的土耳其人极大的鼓舞，使他们对美国特别有好感，甚至有很多人盼望美国赶紧把他们托管得了。毕竟，那个时候的土耳其人面临的是实实在在的亡国灭种之危。不管怎么说，今天的土耳其人对凯末尔的评价或许有些争议，但绝大部分人还是感念他们这位国父，毕竟在当时如果没有凯末尔他们领导革命，也就不会有土耳其共和国。它的这种情况只能用我们的抗战胜利来对比。

　　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今天只对比中华帝国或清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它们有很多的相似性。比如都是从北亚或中亚的游牧地区来的这么一帮人，最后建立了帝国，成为统治者，当然，土耳其帝国的游牧特性要比清帝国更明显。奥斯曼帝国到它衰弱的时候，没办法了才要专心搞中央集权，因为之前，它的中央和地方一直是个松散的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遇到周围的挑战，也没有必要去加强一统。清帝国的大部分所继承的是西方人所谓的“中国本部”，这里有长期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传统。这是秦以来就延续下来的，在体制和文化上都已经到了骨子里。今天咱们也是特别强调大一统的国家，这是有历史传统的。所以满清和奥斯曼帝国的这一块很不一样。奥斯曼帝国在地方上是有较高自治权的。尤其是对基督教臣民，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信仰，实行你的一套“民法”，只要给我交特别税就行了。当然，这些地方潜在的是具有分离倾向的。尤其是奥斯曼帝国是个游牧征服帝国，当它的军事力量到达极限，当它的帝国实现定居化又走向衰落的时候，崛起的周边列强离得那么近，它面临颓势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情势跟中国很不一样。

　　中国和土耳其当前都面临边疆民族问题的挑战。在帝国鼎盛的时代，边疆是一个流动性的概念，对于传统帝国而言，处理边疆问题也是有弹性的。到了主权民族国家的时代，一方面是寸土必争的内敛的主权神圣性，另一方面是一族一国的弥散的民族原子化趋势。两者之间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张力。这使面临动荡和失序的社会不得不反思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给世界带来的破坏，与此同时，传统帝国在面临民族国家体系挑战而不得不强调集权前，长期运用并留在历史之中的“多元一体”的遗产，在今天也有重新检视的必要了。当代土耳其是在走向多元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在建立之初就有一个多元主义的带有民主色彩的制度设计，它有沟通帝国的多元性与现代普世主义的能力，也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土耳其政府与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都能够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时代，有些看似不证自明的原则，并不是不能重新被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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