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是曾国藩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他的主张和行为与时人冀望大相□牾，引起中外舆情的激烈攻讦。他最后的不到两年的弥留岁月，是在訾议和病疾中捱过的。迟暮之感，生死之虑，每况愈下的国事，无时不在其心头盘旋，以至“心胆俱裂”。
在此一年之前，他还以“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入京陛见，接受直隶总督关防，并赐予在紫禁城里骑马的殊荣旷典，气势之煊赫，足以使百官生羡，然而一年之后，竟谤怨交集，成为众矢之的，几落得身败名裂的境地。如此大起大落，荣枯无常，具有何等的戏剧性! 天津教案作为一个严重的国难，不啻是曾国藩个人命运的最后一幕，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又是试金石。
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集团基于不同的利益和认识均有不同的反应：旧有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巨大的惰性力与新的合乎时潮的反省与抉择互为交织碰撞，构成一幅19世纪中国在外力逼拶下产生新陈代谢递嬗及矛盾的生动的社会生活画卷。 津案于九月间正式议结，时曾国藩因请议的指责而调离直隶总督，回两江总督原任，但议结方案是由他定下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
二、判处所谓“凶犯”20名死刑，充军流放者29名。
三、赔偿及抚恤共计49万7千余银两。
四、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於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於西方传教士不好的言论及不信任，这些言论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 不过，曾国藩批评更烈的是那些“言理者”——顽固的官僚和放言高论的士大夫。曾国藩指责他们“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患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这种批评是相当深刻的。
事实上，正是这些放言高论的官绅们，自道成以降，一面反对举办近代化的事业以图自强，一方却又主张强硬的积极的外交政策。他们用传统的观念来理解近代的国际政治，以自杀的政策和激昂的文学语言来应付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洋列强，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看来，立国在于经典，不在技艺，以西洋为师，岂非自甘贬谪?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把国家也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以为在危难的时候，宁可自杀，不可对敌人有任何让步，至于有条件的暂时的妥协，在其看来也无异于开门揖盗，引狼入室。他们以南宋之于金元，前明之于满清的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来对付西洋列强。诚然，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义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难免有很多流弊，其中最大的一点便是什么事都以一死塞责，其结果是国家自杀的目的固然达到了，而组成国家的人民势不能个个自杀，从而演成历史上无数的丑态和悲剧。以一已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
纵观他们对于津案的批评言论，很少有主张用近代的军械和技术来抵抗侵略者的，更不能从近代国际公法所谓主权及国际通商经济利害角度去理解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实质，而只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所谓心性之学、夷夏之辨上。
马克思说：“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获得解救，以为只要他们能在自己的想象中用魔法制服敌人时就算打败了敌人，总是对自己未来以及自己打算树立而不过现在言之尚早的功迹信口吹嘘，因而失去了一切对现实的感觉。”顽固派和清流党就是这样的弱者。他们的激情，只止于叫嚷，而提不出时势所许可的行之有效的方案。
曾国藩由衷地感叹：“洋务之棘手，在于人才之匮乏，人才之罕见，由于事理之不明” 个性与社会的冲突，志事与声誉的相岐，是历史永恒的命题。能从中体察出时代信息者，并不多见。曾国藩有关时局的过去与将来的检讨、反思和展望，是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社会缓慢的变异在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思想深处的折射，也是考察曾氏在津案前后所作所为的真实动机不能不触及的所在 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时的曾国藩并没有为自己所处的进退维谷的窘境加以辩解，对于舆论的谴责，“公惟引咎自责而已。”他不是不懂得机诈权变的人，从早年处置湘军与八旗绿营的关系以及李秀成案中那场与朝廷不痛不痒的暗斗等许多事情上，都可看出他的非常手段和对于权术的精深了解。但他仍置名誉的弃毁于度外，平静地去面对千夫所指的现实。从封建的道德规范来看，曾国藩忠君爱国深厚的儒学背景并不后人，但他却不象一班士大夫那样矫情立异，沾沾自喜地标榜不已。既不让步，也不声张，寓率真于复杂之中，曾国藩具有真正的儒家精神。 “曾国藩救了满清，但满清并不能救中国”因为整个社会基础是旧的，所以反对曾国藩的，正是那个旧制度以及和他同属于一个阶级的广大官僚和士大夫。
他所面对着的，是整个矫饰的社会。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而他的行为却被同一时代所扼止。最后，他带着“名已裂矣，亦不复深问”的复杂心情，冥心孤往地走向历史为他安排好的结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许是世上最可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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