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历史上在中国做了高官的欧洲人呢?是汤若望。顺治皇帝对他言听计从，甚至直呼他为爷爷。怎么会是这这样呢?
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生于 1592年(壬辰年)5月1日——1666年8月15日逝世，德国人，罗马帝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逝世后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左侧，康熙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在科隆有他的故居，塑有雕像。
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他继承了利马窦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今天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他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绩。
对于清政府来说，老汤背景特别复杂，首先他是个异教徒，清廷对基督教并不感冒，态度上敬而远之。其次，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1630(崇祯三年)，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回京供职于钦天监，译著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1634(崇祯七年)，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又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1636(崇祯九年)，汤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20门。这第二点问题严重，曾经事敌，并且铸大炮20门，打谁呢?当然是要用来打清人的。
然而，当汤若望踏着明朝废墟走进清朝大殿的时候，他却受到了非凡的礼遇，顺治帝居然放下九五之尊，称他为老师，甚至称他为“玛法”满语“祖父”之意，并且授他二品高官，并请他参政议政，甚至可以批评教育自己，逝世后追赠一品。这难道还不厉害吗?
一篇文章这样说——
年轻的顺治皇帝勤奋好学，也是造就汤若望特殊地位的原因之一。顺治14岁亲政，在他看来，汤若望无疑是一位值得格外敬重的老人，不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历算，身怀绝技”，而且身为一名外国传教士却能熟谙中国文化。对于汤若望介绍给他的西方科学和文化，顺治感到非常新奇，就连汤若望的生活方式也使他好奇，为此他曾派人暗查汤若望的生活起居。
顺治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中“爷爷”之意。事实上，顺治和汤若望的关系，不仅是一定意义上的“祖孙”关系，更像师生关系。顺治免除了汤若望进宫的所有繁缛礼节，汤若望就座时，他把自己的貂皮褥子给汤若望当坐垫，并多次将汤若望接到宫中畅谈，甚至晚上入睡前也要让汤若望陪他谈话。一年之中，顺治竟有24次到访汤若望的教堂。
顺治帝对汤若望的信任、尊重和宠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这突出表现在对汤若望的官爵加封上。顺治八年(1652)，顺治在一天之内加封汤若望能议大夫、太仆寺卿、太常寺卿三个官衔，使他从原来的四品晋升为三品。顺治十年(1654)三月，因汤若望完成了《大清时宪历》，顺治特赐汤若望“通玄教师”。次年三月，汤若望希望将利玛窦墓旁的地赏予他作为将来的墓地，顺治同意。顺治十四年(1658)二月，顺治在城中巡视路经宣武门汤若望的天主堂时，赏赐亲笔所写“通玄佳境”堂额一方和御制《天主堂碑记》一篇。次年，汤若望任职到时，吏部认为他是二品官，可考虑诰赠其两代，汤若望认为自己已经是“二品顶带加一级”，希望能按一品的待遇对待，赠及三代。他的这一要求获顺治恩准，但这个诰命到康熙元年(1662)才正式颁赐。“汤若望在此一诰命中获授光禄大夫阶，其曾祖笃瑑、祖父玉函以及父亲利因亦因此被赠为光禄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用二品顶带加一级，曾祖母赵氏、祖母郎氏以及母亲谢氏则均获赠为一品夫人。”这样，汤若望成为在中国历史上担任官衔最高的欧洲人之一。
汤若望和顺治帝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又被加封如此高的官爵，他对顺治的影响到何种程度呢?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由于顺治帝对汤若望的信任，当时吏部等部门对于汤若望的建议一般都会采纳。据《汤若望传》的作者德国人魏特(Alfons Vath SJ)研究，汤若望曾多次写奏疏希望给钦天监的监生们增加薪俸。1652年，汤若望奏请将监生们的薪俸从二百零八两八钱增加到四百一十七两六钱，提高一倍，吏部照准。1655年，他又上奏吏部，认为观象台上只有4名观察人员，编制太少，他希望加到16名，经过多次协商，吏部也同意了这个意见。后来他又要求给在观象台工作的观察人员每人加件羊皮大衣，以便晚上御寒，也得到了批准。从这些材料中，不仅能看出汤若望对下属的体贴，也可以看出他在朝中的影响。
汤若望和顺治帝的关系十分特殊。顺治结婚以前，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汤若望得知后当面批评了他。顺治恼怒起来，但片刻之后，就向汤若望道歉，并希望汤若望继续对他进谏。1655年，因京城闹瘟疫，顺治较长时间住在城外，他半夜派骑兵将汤若望从教堂接到他的住处，让汤如实向他反映城中的各种情况，由此可见顺治对汤若望的信任。
正是由于顺治的信任，汤若望敢于在顺治面前直言进谏，当时在朝中敢这亲说真话和对顺治有如此影响力的也只有汤若望。
1652年，一位亲王战死疆场，但他的部下却打了胜仗，按清入关前定下的规矩，二百多名部下都将被处死。汤若望大胆上疏，希望皇帝宽恕他们。顺治对这种旧规也不太满意，有了汤若望的奏疏，他便可以放心施恩，免除这些人的死罪了。1654年，顺治想归省祭祖谒陵。当时清刚入关，全国局势不稳，又逢灾荒，显然此时归省不是时机。但年轻气盛的顺治执意要去，此时，又是汤若望出面加以劝阻，最终顺治听从了“汤玛法”的意见，放弃了原定的东北之行。
顺治任性闹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1659年。当时郑成功(1624—1662)反清大获全胜，几十尤人马北伐，顺治坐不住了，他要亲自率兵往前线征讨郑成功。从大局来看，这显然是盲动的行为，但顺治性格倔强，一旦发起脾气无人可挡。当众臣劝他冷静从事，万不可冒险时，他竟拔出宝剑，劈下御座一角，声称如果谁再阻拦，他就将谁刺死。大臣们找来孝庄皇太后，仍然没有效果。在这种局面下，大家想起了汤若望，认为只有他可以劝服顺治。汤若望赶到宫中，苦心劝说，并说自己宁可粉身碎骨，也不愿放弃职守，有所见而不言，使国家陷于危险。汤若望的赤诚打动了顺治，他终于冷静下来，宣布不再率兵亲往前线。
汤若望对清朝的忠心，对顺治的关怀，使顺治深为感动。他把汤若望的奏疏编辑成册，带在身边，经常阅读。他甚至说，读了汤若望的奏疏禀贴，自己会被感动得几乎要流泪。
历史学家陈垣(1880—1971)认为，汤若望和顺治帝的关系，犹如唐朝(618—907)勇于直谏的名牙魏征(580—642)和善于纳谏的唐太宗(627—649在位)。汤若望对顺治朝的贡献，正如汤七十大寿时，文人龚鼎孽在贺文中所说，“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陈。于凡修身事天，展亲笃旧，恤兵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磐固人心，镞厉士气，随时匡建，知无不言。”
应该说，无论是顺治从统治的角度，还是汤若望从传教的角度，他们所遵守的这种君臣关系原则，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汤若望以老臣的身份参与顺治朝的政治事务，对于帮助顺治治理国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顺治对汤若望的褒奖，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天主教在华的影响。
汤若望与顺治帝
一个外国人，既是异教徒又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敌人，然而，顺治如此重用他，并与他建立了最亲密的君臣关系。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顺治和清廷对西方文化的欢迎态度，二是汤若望对顺治的选择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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