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神宗朝王安石变法肇端，宋朝官员开始明目张胆地涉足贪腐，哲宗朝愈演愈烈，徽宗时期则登峰造极。奸臣得道的主要途径有骗取君子们的信任逐步攫取高位、利用特殊关系博取上位、通过攀附权臣或巴结权臣下属博取高位等。

　　宋朝吏治先清后浊

　　肃贪倡廉是历代最高统治者重中之重的举措，宋朝当然也不例外。太祖赵匡胤开国后，便对贪官大开杀戒。建国第一年（960年）二月，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与酿酒匠人合伙盗窃官酒而遭“弃市”（在闹市处死后将犯人曝尸街头）；两个月后，商河县令李瑶受赃被判杖死，其上司申文纬因对属官犯赃失察削籍为民；供奉官李继昭盗卖官船，被判处弃市。建隆三年（962年），朝廷颁布了治贪政令：一、鼓励人们揭发以行贿获取官职者，其家奴或邻居亲属检举者可得重赏；二、百官举荐的僚属及地方官，如被荐者涉嫌贪腐，举主将连坐而受到重罚。太宗即位后，肃贪丝毫没有松懈。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泗州录事参军徐璧监管国库时受贿制作假账而遭弃市；侍御史赵承嗣在监察贸易时贪污公款而遭弃市。当年六月，太宗颁布政令：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十月以来官员因贪赃获罪者，遇大赦不得重新叙官。太祖、太宗对贪腐的铁腕惩治，在宋朝前几十年里效果甚佳。

　　真宗在位时，又从道德层面劝勉官吏树立廉政理念。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一月，他同时颁布了《文臣七条》和《武臣七条》，强调“清心”和“修身”是廉政之本。仁宗即位后，更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陈师道《后山谈丛》载，仁宗每次私宴，不过十来盒常见熟食。有个官员为讨好皇帝，将一盒二十八枚蛤蜊献给仁宗，仁宗问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官员答道：“每枚一千钱。”仁宗大为不快，说道：“我总告诫尔辈不可奢靡，如今一下筷子就是二十八贯钱，我实在不敢受用。”停下筷子拒食此物。仁宗朝里，大多数士子都以修身、齐家、治国为人生信条，他们常为政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丢官，但却都是受人尊敬的铮铮君子。那时的士子多以奢侈为耻，对贪渎丑行更是嗤之以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后代公论是：“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然而接下来笔锋一转，说：“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

　　“矫其所为”，不单是指亡国破家的宋徽宗，更包括仁宗死后激进变法的王安石。为了推进新法，王安石不惜重用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个人品质有问题的官员，大批保守的正直之士被赶出朝廷，祖宗近百年涵育起来的道德底线被冲破。自神宗朝王安石变法肇端，宋朝官员开始明目张胆地涉足贪腐，哲宗朝愈演愈烈，徽宗时期则登峰造极。到了南宋，这种颓风虽有过几次短暂的遏制，终因病入膏肓，最终走向了王朝的彻底灭亡。

　　奸臣得道的不同路径

　　古往今来的奸邪之人，脸上没有任何标签，然而这些人为达到获取私利的目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有时甚至表现得比君子还君子。

　　一是骗取君子们的信任逐步攫取高位。这样的例证在宋朝很多，蔡京就是其中之一。力主变法的宋神宗驾崩后，其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很快将闲置十五年的铮臣司马光召回朝廷。司马光上台后，大刀阔斧地废除熙宁新法。大臣们对废除青苗、保甲、保马、均输、手实等损害百姓利益的弊法都很支持，但对个别法令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大臣认为免役法就比变法前实行的差役法有利于民，建议暂时保留。司马光却固执地下令：五天之内，必须废除免役法。为此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朋友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苏轼等人。时任开封府尹的蔡京瞅准这个表现自我的好机会，奇迹般地在五天之内废除了府界十多个县的免役法。司马光闻知后大声赞许： “如果每个官员都能像蔡京这么坚决地执行政令，还有什么旧法不能革除？”在司马光眼里，狡黠善变的蔡京一下子成了最有政策水平的好官。而蔡京心里很清楚，对付司马光这样的君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他的错误决策推波助澜，用现在的话说，你想“左”，我比你还“左”。“宁左勿右”的法宝，早在蔡京那时就玩得相当纯熟了。

　　二是利用特殊关系博取上位。蔡京的儿子蔡攸，本是个连进士都没考中的无赖之徒，就凭着其父官居宰相，便在短短几年里由“御赐进士”爬到了三品高官。南宋后期奸相贾似道则是通过姐姐入宫一步步爬上高位的。《宋史·贾似道传》说他“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可见青年时的贾似道已经是个“带病”的人。当小官时，“日纵游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有一次理宗夜间出行，见西湖上灯火异常，对身边人说：“此必似道也。”命临安知府史岩之告诫他，谁知史岩之却说：“似道虽有少年气习，然其材可大用也。”史岩之所以举荐明显“带病”的贾似道，目的就是想通过讨好贾妃和理宗，使自己的官位再上层楼。

　　三是通过巴结权臣下属博取高位。这种现象在北宋晚期和南宋时相当普遍，如南宋“三凶”之一的梁成大，当县官时极力巴结宰相史弥远的家奴万昕，万昕曾对梁成大透露史弥远很不喜欢名臣真德秀。梁成大当即表示：“我若能进御史台，肯定能把此事办好。”万昕把梁成大的话转告给了史弥远，没过几年，梁成大真的进了御史台，并立即上章弹奏真德秀。由于攀附上了史弥远，梁成大边升边腐，屡屡“带病提拔”，大肆受贿。他还故意把各地官员送来的贿赂物品摆列在堂庑之下，“宾至则导之使观，欲其效尤也”。

　　四是直接攀附权臣博取高位。此风大盛于熙宁变法期间，不少投机分子不失时机地投王安石所好，得以在很短时间里火箭式升迁。还有靠巴结宦官得到重用的，北宋末年宰相王黼便是一例。徽宗朝大阉梁师成炙手可热，人称“隐相”。王黼抓住一切机会“父事之”，最终得到了梁师成的欢心。王黼也是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典型。他掌管应奉局时，“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十分之一），余皆入其家”。掌握了大权后，卖官便成了王黼敛财的另一工具，朱弁《曲洧旧闻》说他“公然受赂卖官，有定价。当时语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意思是要升任直秘阁（相当于今厅局级），至少要花三千贯钱，想升任通判（相当于今地市副职），也要拿出五百贯来，否则免谈。我们能想到，这些下级官员买官的钱一定来自贪污受贿，他们用大笔的赃款买官，不就是典型的“带病提拔”吗？

　　“带病”之官为何还能提拔重用

　　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提拔新人不仅是朝廷必须之举，而且是必然之势。然而提拔什么样的人走上高位，具体操作起来却大有玄妙。上级官员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而愿意提拔重用“带病”之官呢？

　　一是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将“带病”官员提拔到高位。还拿蔡京为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宰相曾布为了得到绝对控制权，与另一位宰相韩忠彦闹得不可开交。韩忠彦想到了贬在定州当知州的蔡京“有手段”，且和曾布有过大仇，便把他调回翰林院担任承旨，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此时的蔡京已多次受到大臣们的弹劾，恶行昭彰，没人不知道他是个“病得不轻”的坏人，韩忠彦这一招可谓引狼入室。结果没过几个月，曾布和韩忠彦两败俱伤，蔡京坐收渔翁之利，很快拿掉韩忠彦取而代之。

　　二是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给了权臣提拔“带病”官员以可乘之机。如果帝王本身并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又贪图享乐，权臣很容易乘机弄权架空帝王，形成事实上的“大总管”。宋徽宗荒淫无度不恤国事几乎无人不知，这样的帝王在位，形成奸臣当道的格局几乎是必然。蔡京深知徽宗喜好园林，于是极力促成 “花石纲（运送奇花异石的船队）”和艮岳（北宋末著名宫苑）的修建，并置应奉局于苏州。为了迎合徽宗的癖好，蔡京屡屡动用国库银两，每次都是几十、几百万地支取。而这些银两，大都进了蔡京自己的腰包。艮岳建成后，主持花石纲的苏州人朱勔“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也就是说朱勔升职后，又提拔亲信担任东南地区的刺史、郡守等地方官。与其说朱勔是被蔡京“带病提拔”的赃官，毋宁说是与蔡京狼狈为奸。

　　三是同恶相济的塌方式腐败。欧阳修在《朋党论》里说：“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在欧阳修看来，人有两类，一类是以利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一类是以满足私欲为目的的小人。“官”这个群体的主流究竟是君子居多还是小人居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义忠信和腐败贪残。北宋神宗朝之前的近百年虽然也有贪官，毕竟是个别现象，将这几个贪官“弃市”也就罢了。如果是小人掌握了大权，势必造成满朝文武同恶相济，形成全方位劣币淘汰良币的局面。小人得势后彼此“党引以为朋”，构建成一个个贪腐山头和利益团体，使整个官场流氓化、黑帮化。在这样的官场中，“带病提拔”才是常态，清廉之士若能得到提拔，倒是新奇事了。还以巨贪朱勔为例，在他主持花石纲期间，“徐铸、应安道、王仲闳（都是东南地区的地方官）等济其恶，竭县官经常以为奉。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在这种情况下，所在地方官要么为虎作伥，要么遭罢免而淘汰出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一旦坏人掌了重权，按照与朝廷正常秩序完全相反的游戏规则操纵属下，朝廷想整治都无从下手了。这种地毯式、塌方式腐败不仅涉及到各层官员，甚至连胥吏走卒都有了趁机大捞一把的机会。《宋史·朱勔传》说，在运送花石的过程中，“篙工、柁师倚势贪横，陵轹州县，道路相视以目”。这些连“小官”都称不上的人居然也能贪污横行，根本原因是他们上面有保护伞。

　　从以上史实不难看出，官员腐败与否，关键还是帝王如何，倘若为帝王者自身奢靡不恤国事，甚至不惜养虎成患，竭天下之财力满足无尽的私欲，官员的腐败便有了根基，不论是塌方式腐败还是官员带病提拔，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此外，忽视道德培养，搞单纯的经济至上，客观上形成“人人向钱看”的享乐倾向，也是诱发层层腐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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