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脉脉”的教派与王权的斗争

　　自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我国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镇压汉人等各族劳动人民的同时，他们都极力利用佛教和道教，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因此，佛、道二教在中国北部广泛地传播开来。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今洛阳市东北12公里)就有寺院五百多座。神龟元年(518年)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528年)河阴之变，王公朝士多死，“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至东魏末年，略而计之，全境有寺三万有余，僧尼达二百万。道教在北魏、东魏时也很受朝廷的重视，并有很大的发展，然而道观、道士之教远不及佛寺、僧尼。

　　北齐时，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20公里漳水上)，也是佛教的中心。据《历代三宝记》记载：城内有寺院四千所，僧尼共八万人。全境寺院、僧尼之数不减东魏末年。由于佛教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敬仰和提供各种优越条件，东魏、北齐时出现的许多名僧，如慧光，在东魏时任都统，北齐时为国统，是地论学派南派(邺都)的开创者，也是四分律宗的祖师。慧文，是天台宗之祖。慧可，他继承和发展菩提达摩的禅学思想，被尊为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禅宗的第二祖师。至隋唐，慧光、慧文、慧可的佛学思想，便最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华严宗、天台宗、禅宗。

　　但是佛教、道教势力的扩张，不仅损害了政府的税收与徭役、兵役，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展。佛教“捐六亲，舍礼义”，以及佛、道的虚幻想说等，都成了儒生的攻击目标。他们从维护中国正统文化的立场出发，极力攻击和贬低佛、道。刘昼称“佛是疫胎之鬼。”章仇子陁谓佛教是“胡妖乱华。”樊逊又更进一步。《北齐书·樊逊传》:天保五年(554年)文宣帝询问对佛教道教的意见时，逊答道：道教之“玉简金书，神经秘录，三尺九转之奇，绛雪玄霜之异，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末叶已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变化无穷,置世界于微尘，纳须弥于黍米。盖理本虚无，示诸方便。……宁有改形易貌，有异生人，恣情放纵，还同俗物?”他称僧、尼、道为“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只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袒护，佛、道二教在北齐的发展才没有受到影响。

　　在西魏、北周，佛教也很盛行。宇文泰就信奉佛教。他的继承人、北周的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信佛更加虔诚，故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道教也在这时迅速发展壮大。其时“缁衣(指僧尼)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指道士)之徒，数过于正户。”虽然佛教、道教都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这么多的不向政府纳税服役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对于国小民寡的北周来说，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寺院、道观地主不但在经济上与官府、世俗地主发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与恪守儒家学说的土大夫发生矛盾，佛、道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发生冲突。

　　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术，励精图治。在位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据《广弘明集》卷七《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载言： 天和二年(567年)蜀郡公卫元嵩上书说：“国治不在浮图，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启运，远慕唐、虞之化，宜遗齐、梁之末法。”他的意见深受周武帝的赞赏。

　　这时，道士张宾也上书请求废除佛教。于是，周武帝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讨论三教的优劣。意在压低佛教的地位，定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可是，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是笃信佛教的大冢宰宇文护不表同意，加上道安、鄄鸾等上书诋毁道教，因此，虽经多次讨论，三教未能定位。建德元年(572年) 周武帝诛宇文护，始掌朝政大权。次年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名僧进行辩论，始定出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由于名僧僧勔、僧猛、静蔼、道积等奋起抗争，极力诋毁、排斥道教，又使这次的位次未能付诸实现。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道士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智炫在辩论时力挫道士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净尤甚!”

　　武帝这次原来只想罢斥佛教，由于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经道安、甄弯、智炫等人的揭发,已经彻底暴露，因此，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这年六月,武帝又下诏立通道观。使“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通道观的学士共一百二十人，都是儒、道、佛的名流。

　　他们的任务是研究三教的哲理，探讨宏深的“至道”和幽玄的理极，并达到弥合三教的分歧，使“争驱靡息”的目的。

　　建德六年( 577年)灭北齐后，周武帝在邺城新殿多次召请名僧，解释尊儒佛的原因与意义，与会的五百僧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慧远明确表示反对，并且以阿鼻地狱相威胁。佛教徒任道林也上书反对毁佛，以因果报应进行恐吓。周武帝表示自己不是五胡，无心信佛。他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在原齐国境内灭佛，寺院等“还准毁之”于是，整个中国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绝了。

　　周武帝这次灭佛比较彻底。据《房录》卷11记载：其时“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共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周武帝灭佛，目的虽然和魏太武帝灭佛一样，都为了扩大财源，巩固政权，但在方式方法上不同：第一，这次灭佛，是经多次辩论之后作出的，各方面都有思想准备。第二，这次没有采取坑杀僧、尼、道士和捣毁寺、观的作法，而是将寺、观赐给王公，让僧尼等还为编户。对于那些知名的高僧、道士，或以政府官员的身份送到通道观进行研究工作，或者量才任以官职，如以昙为光禄大夫，法智为洋川太守，普旷为岐山郡从事，等等。总之，方式方法比较温和。

　　这次灭佛，北周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寺观财富，而且获得了近三百万的编民，遂使生产日益发展，“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从而，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和对突厥的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而通道观的建立，促成了儒、道、佛三教的交流与互相渗透，为建立以儒家为治国之本，辅以道、佛的三教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服务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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