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告密大行其道 明清正式成为统治工具。
在帝制中国时期权力运作过程中，告密政治与帝国文化传统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性。由于帝国"儒表法里"或者"外儒内法"的统治样态，告密很多时候被统治者当作统治权术而大肆使用，致使各个王朝都有不间断的告密风潮发生。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统治中，“告密”行为大行其道最主要集中在汉武帝时期、武则天时期、明朝和清朝四个朝代。
西汉时期
西汉时期，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搜括财富。个人财产必须首先自报，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此即“告缗”。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
右内史义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汉书·酷吏传》)，汉武帝知道后大怒，以“废格沮事”(即抵制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将义纵弃市。武则天在改朝换代的初期，其完成和巩固的“杀手锏”之一便是“ 恐怖政策”——“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旧唐书 ·酷吏传上》)。
唐朝时期
唐朝，武则天采设置“铜匦”，类似于现代的“举报箱”，列于朝堂四方，“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新唐书·百官志二》)。
武则天诏旨地方，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不得询问详情，给予五品官的待遇，以驿马送其尽速来京，“ 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新唐书·后妃传上》)。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赏，“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赉赐”(《新唐书· 酷吏传》)。
针对告密政治而言，虽然与传统帝国的道德合法性信仰模式相背离，告密扩大化也对帝国的合法性生产不利，但是基于强化统治的考虑，这一非常规机制还是被统治者屡试不爽。
明朝时期
明清时代，告密政治也被正式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嵌入到权力链条之中，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权力生产方式被鼓励和实施，即表现为一种告密制度化的操作方式。
朱棣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彼此告讦，恢复朱元璋时已废罢的锦衣卫，并于永乐十八年(1477年)设立东厂，从此厂卫合势，特务横行，流氓政治成了有明一代的特色。
据史载，朝野内外均以刺探臣民隐私为乐事，“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
在天启朝魏忠贤专权时，有四人深夜饮酒于密室，一人喝得兴起，谩骂魏忠贤，另外三人吓得不敢出声，骂声未落，已有人冲入密室，立刻将四人押至魏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明史·刑法志三》)。
清朝时期
清代大兴文字狱，在入关后的第五年(1648年)便发生毛重倬等仿刻《制艺序》案，其后愈演愈烈，仅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里文字狱多达百起，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八年的十年则无年不有，而在乾隆四十三年竟达十起之多。
很明显，皇帝事务繁杂，绝无可能遍览天下诗书，所以“文字狱”大都由告发而起，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当是时，文字禁网严，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清史稿·文苑传一》)，两年后康熙下令将戴名世处斩，方孝标戮尸，是案牵连数百人。
(部分内容摘自《中国“告密”的黑色文化：明清嵌入权力链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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