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朝专门祭祀古代帝王的皇家庙宇，始建于明代嘉靖十年（1531年）。在该庙的景德崇圣殿内，供奉着188位古代帝王的牌位，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明末崇祯。乾隆与历代帝王庙有着不解之缘，他曾经六次亲祭帝王庙，并且重修殿宇，在庙内留下四座石碑。这些碑文记录了乾隆对入祀帝王的评价，同时也反映出他治理国家的心路历程。

　　乾隆三年（1738年），28岁的弘历第一次到历代帝王庙祭祀。据《清史稿》记载，这一年水灾、风灾、旱灾、雹灾、蝗灾频发。十一月宁夏、甘肃发生特大地震，地震又引发火灾、河堤决口。乾隆紧急调拨兰州库银二十万两，并且派专员去赈济，次年他还免去了灾区的所有额赋。亲祭帝王庙之后，乾隆作了一首《礼成纪述八韵》。诗中写道：“志曾希舜禹，心媿作君师。”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心怀大志，但是对于如何驾驭这个庞大的国家，他还有些惶恐不安。

　　乾隆九年（1744年），34岁的乾隆第二次亲祭历代帝王庙，这次祭祀没有留下什么感言。为了修缮帝王庙，乾隆从二十七年开始，将景德崇圣殿的顶瓦换成黄色琉璃瓦，并且将主体建筑的外立面换成金龙和玺彩画，从而将正殿的规格提高了。完工后，乾隆于1764年第三次亲临致祭，并且写下《历代帝王庙瞻礼诗》和《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镌刻在石碑上，立于帝王庙西南碑亭。

　　这一年是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一年。1644年甲申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开始了大清王朝的统治。巧合的是，这一年也是甲申年，只不过时间已经过去120年，正好两个甲子。是年乾隆54岁，而这一阶段也是他统治的巅峰时期：先后平定准噶尔叛乱、大小和卓，并且在新疆设伊犁将军。此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疆域辽阔，乾隆本人也是踌躇满志，颇为自得。

　　《历代帝王庙瞻礼诗》开头便说：“三皇五帝道功崇，历代君王懋建中。虽是乘除抚人世，莫非兢业代天工。”其意是说三皇五帝的功德崇高伟大，其他君王也都有勉力建业之功。虽然世事消长引发朝代更替，但是帝王们没有不兢兢业业、代天职事的。这首诗既是对古代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是对自己的肯定。

　　在《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中，乾隆强调要“观德”。“观德”一词出自伪古文《尚书》中的《咸有一德》篇：“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乾隆认为，“观德”并不是单纯的歌功颂德，而是观察并且引以为戒。他举例说：周人曾经被商王朝监管，一旦周灭了商，就称自己是正统，而把商叫作“胜国”，就是被灭之国，这种朝代的更替能不让人警惕甚至害怕吗？所以乾隆说，如今把各个朝代的帝王聚于一室，不仅仅是为了效法，还要从朝代的兴衰更替中吸取教训。“观法之所存，即知戒之所寓”，这才是乾隆的“观德之意”。

　　乾隆四十年（1775年）农历二月， 65岁的乾隆第四次来帝王庙祭祀，并且写下《躬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有述》。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对古代帝王有了新的认识。他在诗中写道：“圣惟吾法庸吾戒，法者实稀戒实多。”意思是说：我要效法那些圣贤之君，对那些昏庸之君则要引以为戒。然而纵观庙里入祀的这些帝王，值得效法的实在太少了，要引以为戒的却实在太多了。相比上次祭祀提出的“法、戒并举”，这次乾隆更强调“戒”。

　　乾隆于四十八年（1783年）农历三月，第五次来帝王庙祭祀。此时乾隆年逾古稀（73岁），他写下《癸卯暮春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述事》。诗的大义说：“我摆出供品请帝王们飨用，史书记载的朝代更迭则让我心生畏惧。祭典完成之后起驾回宫，我还频频回首，思绪万千。”此时乾隆已经暗下决心，要对帝王庙进行改革了。

　　明太祖朱元璋最早在南京建帝王庙时，只供奉16位帝王、37个陪臣。清代康熙皇帝在去世之前提出：“应将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尽宜入庙崇祀。”雍正秉承康熙遗愿，将入祀人数增加到164位帝王、79个陪臣。乾隆认为，康熙、雍正的做法是“至大至公”。其实早在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就增加一人入祀，他就是明朝建文帝。乾隆在谕旨里追谥建文帝为“恭闵惠皇帝”，并且将其牌位放在明太祖的牌位旁边。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下了一道很长的圣谕，对帝王庙入祀帝王的增减做出较大变动。乾隆首先肯定了崇祯皇帝。他认为，明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万历、天启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废弛。崇祯继位时，“国事已不可为”，他虽然辛苦经营17年，仍不能“补救倾危”，最后以身殉国。所以，乾隆把崇祯的牌位添进去，而不入祀万历、泰昌、天启，在乾隆看来，实乃“千古大公定论”。

　　出于类似考虑，乾隆又增加了唐宪宗、金哀宗。他认为，唐宪宗时，藩镇的节度使拥兵自重，宪宗征讨节度使，使藩镇相继归顺朝廷，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他“在有唐一代中尚属英王”。宪宗晚年被宦官杀害，并非无德，所以应该入祀。至于金哀宗，乾隆认为，金哀宗生不逢时，他继位后也曾进行改革，但由于之前的海陵王淫虐失德，金国大势已去。后来蒙古铁蹄南下，金哀宗无力回天，“自缢殉国”。他与崇祯帝的命运相似，所以应入祀帝王庙。乾隆并非一味地增加，他撤掉了东汉桓、灵二帝的牌位。桓帝崇尚佛道，沉湎女色，致使宦官掌权，酿成“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的灵帝更加昏聩，宦官专权达到顶峰，大批的士大夫被处死、囚禁或流放，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乾隆认为，东汉之亡，亡于桓、灵之手而非汉献帝。桓帝、灵帝这两个“昏暗之君滥叨庙食”，现在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

　　在谕旨中，乾隆正式提出“中华统绪，不绝如线”。他说，中华统绪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缺环，就是因为议礼大臣抱有南北之别、高低之分的偏见。所以乾隆下旨，增祀东晋、南朝、北魏、五代十国的皇帝，加上唐宪宗、金哀宗，计25帝，使帝王庙的入祀人数增加到188人。为了表示对这次增祀的重视，五十年（1785年）仲春，乾隆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帝王庙祭祀。如今矗立在历代帝王庙里的三座碑亭，都与乾隆第六次亲祭有关。

　　东南碑亭始建于清代雍正年间。亭内所立之碑，碑阳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所书，碑阴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写的《仲春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述事》。乾隆之所以选择在父皇所立之碑的背面刻字，是因为父子二人讲了同一件事，即为什么增加入祀帝王的人数。乾隆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同年秋天，他派大臣和坤等人督办，新建了正东碑亭、正西碑亭，五十一年开工，五十二年建成。

　　1785年对乾隆来说极不寻常，这一年是乾隆执政五十周年，当时他已经75岁。回首往事，乾隆心中必定感慨良多。所以在正东碑亭的碑文中，乾隆把自己对帝王的评价和执政心得都写了进去。

　　正东碑亭内立有乾隆五十年（1785年）写的《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碑文指出：“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所以，皇帝不应该有民族和地域的差别。乾隆增加了25位皇帝，从而将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明末的中华帝王世系串联成线。随着年龄的增长，乾隆对执掌国政越来越心存戒惧。在这篇碑文中，他重申“法戒”，即效法好皇帝，对昏君则要引以为戒：“孰可以为法，孰可以为戒，万世之后，入庙而祀者，孰不憬然而思，惕然而惧耶！”

　　正西碑亭与正东碑亭同为乾隆五十二年建成。与正东碑亭内洋洋洒洒的碑文相反，正西碑亭仅立一座无字碑，碑的正、背面没有一个字。

　　乾隆26岁登基，实际执政63年。他大力推行重农政策，多次蠲免钱粮、税赋，缓解了社会矛盾；他果断出兵，平定叛乱，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封建政权；他命人编纂《四库全书》，为保护和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政治稳定，疆域广袤，人口增长，社会经济发展，是大清王朝的巅峰时期。然而他又好大喜功，连年用兵，耗尽国库积蓄；六次南巡，铺张奢华，劳民伤财；晚年宠信大贪官，吏治腐败，贪官盛行；他大兴文字狱，销毁民间书籍，禁锢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当时西方已经吹响工业革命的号角，中国却还在封建的土地上缓慢前行。事实上，大清王朝到乾隆这里盛极而衰，留给嘉庆的是一个烂摊子。对于自己的是非功过，乾隆应该是有一定认识的，也只能交给后人来评说，所以才会留下一座无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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