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九一八”，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公开表态与私密立场截然不同

　　1932年5月15日，77岁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在其官邸，被一群身穿日本海军制服的青年刺杀。刺客同时散发传单《告日本国民书》，宣称：“目前挽救国家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直接行动’，杀死天皇左右的奸贼!”“打倒政党与财阀”“为使统治阶级醒悟过来，必须给他们当头一棒”。①

　　堂堂日本首相，为何会被人视作“奸贼”而遭刺杀?究其始末，须追溯至“九一八事变”，正是对该事变的处理立场，为犬养赢得了“非国民”(其意可仿照中文“汉奸”一词，译作“日奸”)的污名。

　　事变爆发时，日本执政当局是若槻内阁，犬养时任在野反对党政友会总裁。三个月后，若槻内阁无力应付政局，宣布总辞职，犬养遂以第一反对党总裁身份出任首相。上任后的第三天，犬养即派遣密使赴华，希望通过私人管道解决事变。然而，诡异的是，犬养在公开场合的政治表态，与其私密管道的政治立场，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

　　尚未入主内阁之前，犬养曾以政友会总裁身份，支持关东军的行动。犬养宣称：“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因为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而爆发的偶然事件，而是因为中国长年漠视中日双方既定的条约，长年漠视日本应享有的权利，才酿成事变。”——这一声明，乃是指责中国政府长期以国内行政法，牵制“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破坏日本在东北的经济利益扩张(如当局虽不否认不平等条约，却出台《惩办国贼条例》，严禁国人与外国人签订土地、矿山、森林等租赁条约，违者以“卖国贼”罪名论处。)②

　　入主内阁后，对关东军在东北持续的军事扩张，犬养再度公开表态支持。犬养解释称：关东军的军事扫荡，是为剿灭马贼;接管地方行政组织，是因为中国的民政官僚不负责任集体逃亡，为拯救占领区，使其不至于陷入恐怖的无政府状态，关东军才不得不参与各地行政机构的组建工作。这些既成事实，不是关东军的侵略野心所致，而是事态自然演变的结果。对关东军自导自演的“伪满洲国”，犬养内阁也表态称：政府今后的政策走向，是协助“满洲新政权”循序渐进，成为一个新国家。③

　　然而，在与中国政府沟通的私密渠道里，犬养的立场却大不相同。其左右手古岛一雄披露说：犬养主张承认中国对东三省的“宗主权”，在“平等开发”东三省经济的基础上，日中两国联合建立新政权，从事实上达到日本所追求的目标。故在他组阁之后，背着军部派心腹萱野长知为密使，前往上海，同南京秘密交涉。④

　　作为密使的萱野长知，则回忆称：“我在青年时代，认为日本与中国非合作不可，以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中国革命，倡导中日提携，常给我指教的是犬养毅先生。但是那时的田中内阁，坚持对华武力解决，我非常愤慨……(犬养毅)组阁完了之后，总理参内那天，我到官邸面会，密商一切，为了预防军部妨害，约定了电报暗号。”⑤

　　萱野长知来华后，与中国政府秘密接触一月有余。据其回忆，双方经初步商谈，达成如下一致意见：“当时计划:一、日本自东北撤兵;二、由中国派警察维持秩序;三、指定该地为实行三民主义模范区;四、中国派大员常驻东北;五、准许日本移民东北;六、两国各派大使正式谈判。”⑥

　　“爱国青年”以诛奸名义枪杀犬养毅，其行为获得民意高度认可

　　这种公开表态与私密意见之间的巨大冲突，究其根源，正如学者黄自进所言：“(犬养)希望利用其与国民政府首脑们长期以来所建立的私人管道，在非官方的基础上，事先达成协议，而后利用此既成事实，来逼使关东军没有扩大争端的借口。贵为一国总理，而须出此下策，最主要还是当时的日本政治环境已不容许日本与中国做‘有取有舍’的公开性外交谈判。当时在日本军部刻意操纵舆论的情况下，日本全国人民都陶醉于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绝对性胜利。”⑦

　　犬养的秘密外交，最终未能成功。因行动被军部侦知，压力之下，1932年1月5日，犬养不得不命萱野长知中断一切秘密谈判，即刻回国。但鉴于“对华武力解决”很可能导致中国政府对内倾向赤化，对外与苏联结盟，进而使日本在东亚陷入险境，犬养仍未放弃推动对华“和平交涉”的努力。1932年2月15日，犬养曾致私函给陆军元老上原勇作元帅，提出两条理由——1、“满洲国独立”，将会“引起与九国公约的正面冲突”，使日本在国际外交上陷入孤立;2、为防备苏联“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对日本的挑战，“必须早日与中国本部改善关系”——希望上原勇作能够出面约束军部少壮派军人，但未能获得回应，反造成内阁与军部的关系紧张。稍后，犬养又试图利用天皇的力量，对军队实施整顿……⑧如此，终于成为少壮派军人眼中“天皇左右的奸贼”而遭枪杀。

　　1933年，参与刺杀犬养毅的数十名凶手被提起公诉。被告们在审判席上轮番表达了“改革日本的决心”，认为“毁灭就是建设”。9根被切下泡在酒精里的手指，超过100万份的请愿书(包括1000份以上的血书)，被送到法庭，表达对被告的支持。辩护律师在总结陈词里说：“被告人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更好、更纯粹的国家。他们的目标没有一点个人私利。他们的英雄般的决定甚至能够让魔鬼动容。”法庭判决词里，则强调“忧国之至情，有可谅鉴之处”。最终，所有被告获得了轻重不一的“监禁”作为惩罚。⑨

　　值得一提的是，犬养毅未成功的“秘密和谈”，使得国民政府在稍后的对日交涉中，更趋劣势——萱野长知与中国政府(蒋介石下野后的成立的“孙科政府”)达成的共识里，张学良及其势力，必须被从东北彻底排除。获悉此一信息的张学良，遂在稍后日军进攻锦州之际，为保存实力，不放一枪一弹弃城而逃。⑩

　　注释：

　　①(日)《现代史资料》第四卷，P99-104。②③黄自进：《犬养毅与九一八事变》，(台)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25期。④⑤⑥古岛一雄：《一老政治家の回想》;陈固亭：《萱野先生与中国革命》。转引自：李吉奎，《犬养毅的“和平”试探与“五一五”事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⑦⑧黄自进：《犬养毅与九一八事变》。⑨(日)猪野健治，《日本的右翼 》，东方出版社2013，P139。⑩《张学良为何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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