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说道：“泰昌（1620年8月～9月，明光宗朱常洛年号。光宗系万历皇帝之子，继位仅一个月即去世）初，发帑罢税，何论边徼关梁，抃舞讴诵，即穷巷妇女稚子，皆有生气尔。时斗米伯三十钱，民间不见所苦。垂白之老，喜谈朝政。大行诏下，莫不欷歔掩涕，如丧考妣，果有此事。”以此说法，可以反证前朝万历年间，中国人过着应该还算快活的日子。按照封建帝王的败亡周期律，执政年头愈久，国家败坏愈烈，统治危机愈大，百姓受难愈深。万历朱翊钧于公元1573年登基，公元1620年驾崩，在位48年，居然太平无事，接着又太平无事好几年，令人不禁咄咄。正是如此，当他的儿子朱常洛继位，便是张大复文章中誉扬的那个“民间不见所苦”而且“皆有生气”的社会。
万历年间那富足，那充裕，当是历史的蹊跷了。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到“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时说：“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他所说的这些用来公然行贿的“白金”即白银，使我们获知了万历年所以“繁荣昌盛”的奥秘。
以银代币，自明朝开国后直到中叶，是严令禁止的。为何到了万历年间有如此多的银两，流通于社会，出进于市廛，交换于贸易，乃至行贿于官场呢？据美国学者弗兰克《白银资本》的考证：“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为7000吨或10000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些真金白银，表明万历年间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物质的丰裕。然而，明代的奢靡，在嘉万之际已成风气。万历一朝存活48年，历史评价不高，却是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多白银储存的王朝。如此海量的赀财，不花白不花，遂大肆挥霍，极尽奢侈腐败堕落无耻之能事。滋长民风浮躁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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