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令人着迷的新书详细讲述了70年前希特勒在柏林地堡里度过的最后一天。11日，在首份公开的新书摘要中透露了希特勒在准备自杀前与爱娃·布劳恩结婚的情节。
1945年4月29日星期日上午7时。柏林人纷纷从拥挤的地下掩体中出来找吃的。16岁的阿明·莱曼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名信使。老百姓不顾一切的行为把他吓坏了。很多人都快饿死了。就在不久前，莱曼看见2个人在拿刀砍一匹马。那匹马被弹片击中，但还活着。
上午10时。希特勒青年团的另一名信使出现在上层地堡。他报告说，苏联坦克距帝国总理府只有大概500米了。
上午10时30分。在位于上层地堡的办公室里，戴着单片眼镜的克雷布斯上将正在给柏林德军总部打电话。他被告知德军防线正全面溃败。接下来，电话突然断了。
柏林与外界的所有电话联系都已中断。从现在开始，希特勒青年团的信使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多次穿过市中心的威廉街，在德军总部与地堡之间传递消息。
上午11时。希特勒的贴身侍从海因茨·林格敲响了主人卧室的门。在过去6年里，协助希特勒穿衣服一直是林格的工作。
每次都是一样。林格手拿一块秒表准备记录穿衣服的时间，等希特勒一声令下就开始计时。
然而这天早上，希特勒穿戴整齐地躺在床上，只是没打领带。打领带有一个特别的仪式。希特勒站在镜子前闭上眼睛，在林格给他打领带时读秒，然后睁开眼睛对着镜子检查一下。
几秒钟后，希特勒的理发师奥古斯特·沃伦豪普特走进房间，对他的头发和胡子进行2周一次的修剪。
现在，林格往希特勒疼了好几天的右眼里滴了几滴眼药水，还给了他当天的药片。那是希特勒在胃疼或腹胀时吃的药。
9年来，希特勒头一次没有了自己的私人医生。一个星期前他十分生气地解雇了西奥多·莫雷尔医生，说莫雷尔企图给他服镇静剂，好把他带出柏林。
莫雷尔留下了满满一橱柜的药，包括每天用来给希特勒提神的葡萄糖和安非他明注射液。有一阵子，希特勒每天需要服用或注射28种不同的药片或针剂。
希特勒一直对自己的身体疑神疑鬼，但他现在确实患有帕金森病、心脏病以及许多因压力引发的疾病。
当天上午，在让林格离开之前，希特勒请林格把他最喜欢的小狗武尔夫及其他在地堡出生的宠物带到他的德国牧羊犬布隆迪那里去。
上午11时05分。德军指挥官布格多夫上将到克雷布斯上将那里去看看他想不想喝一杯。紧随其后的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博尔曼。他也想来上一杯。
上午11时45分。约瑟夫·戈培尔和妻子玛格达·戈培尔的6个孩子正在上层地堡的走廊里玩耍。
他们大都很高兴来这个被他们称为“洞穴”的地方，还交了好些朋友。
下午2时。希特勒正在和他几小时前刚娶的爱娃以及剩下的2个秘书一起吃午饭。自从1942年秋天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后不久，他就一直和秘书们一起就餐。
秘书们排了个值班表，以确保每顿饭都有人陪伴希特勒，包括早茶。她们被告知不要聊起一些令人难堪的话题。
不过，今天提出难堪话题的人是希特勒。“无论生死，我都绝不会落入敌人手里，”他对秘书们说。“我会下令烧掉我的尸体，这样就永远不会有人找到它。”
特劳德尔·容格面无表情地吃着饭。谈话开始转到自杀的最佳方式上。
希特勒说了句大实话：“最好的办法是朝嘴里开枪。头盖骨会被打碎，而且没有任何感觉，死得很快。”
爱娃被吓坏了。“我想漂亮地死去……我会服毒，”她说着向秘书们展示了一个小铜盒子，里面装着一小瓶氰化物。她一直把这个盒子放在衣服口袋里。“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很疼，”她说，“我很怕会疼很长时间……我准备像英雄一样死去，但至少希望没有痛苦。”
希特勒安慰她：“神经和呼吸系统在几秒钟之内就会麻痹。”
荣格和格尔达·克里斯蒂安互相使了个眼色，然后一齐转向希特勒：“您还有这样的小瓶子给我们用吗?”她们都不是很想自杀，但服毒总比起被苏联人俘虏好。
希特勒说会确保她俩每人拿到一瓶。“很抱歉我不能给你们更好的临别礼物。”
下午3时左右。在电话总机房对面的厕所里，希特勒的爱犬布隆迪正瑟瑟发抖，而训犬员弗里茨·托尔诺军士正托住它的鼻子，把它的嘴强行掰开。
帝国总理府的医生维尔纳·哈泽用钳子在它嘴里夹碎了一个氰化物胶囊。布隆迪歪倒在地，“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
希特勒来检查了尸体。他要亲眼看看氰化物胶囊是否真的有效。
下午4时。在帝国总理府的绿色房间里，宣传部长戈培尔和家人正在为一些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举行送别会。一共来了40来个人，包括总理府内急救医院的工作人员和病人。
晚上10时左右。希特勒坐在地堡的会议室里，正在看有关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死讯的广播摘要。墨索里尼被击毙，尸体被倒挂起来。
林格站在他身后。他的工作之一是在希特勒随时需要时递上铅笔、眼镜、放大镜、地图和罗盘。
这一次，希特勒既不需要眼镜也不需要放大镜，因为摘要是用特大号专用字体打印的。不过他要了一支铅笔，在“倒挂”下面画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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